从《蒙古秘史》复译看翻译原则的普适性（上）
从《蒙古秘史》的复译看翻译原则的普适性
（拉丁语、法语、德语）
阿拉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摘要：本文考察了《蒙古秘史》的诸多译本，通过比较，探讨了这部蒙古族典籍的翻译学价值，及其不同译本之间的互补性。作者认为，在典籍翻译中，复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多个译本共同构成原作的译本集合，以译本集合实现对原作的忠实，体现了翻译原则的普适性。
关键词： 《蒙古秘史》，复译，翻译原则，普适性，典籍翻译
1. 引言
《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典籍中的典籍，与《蒙古源流》和《黄金史》并称蒙古史三大文献，也是全世界学术界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它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一个杰出文献，同时也是中世纪蒙古人的思想基础，是蒙古人的精神财富。更可以说，它是古代蒙古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蒙古秘史》为世界名著，将其英译本收入世界名著丛书,并号召其成员国于1990年为《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对一部书籍而言，这是从地球上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奖赏！”(特 官布扎布等， · 1)
《蒙古秘史》（以下除非必要，简称《秘史》）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注意，有的学者倾其毕生心血，从事《秘史》的研究和翻译，如美国学者柯立夫。根据日本学者原山煌（余大钧译, 1982: 2 —36）的研究，到1978年，《蒙古秘史》的研究著作（包括翻译、注释和各种研究著作和论文）就已达361种。以致形成了“秘史学”的专门学问。另据澳大利亚蒙古学学者罗依果，到2001年，各种语言的音写本或转写本或复原本有20种，各种语言译本有67种，此外，还有总译的不同语言译本五种。（罗依果，引言，2004：71—75） 而依据《秘史》写作的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记、小说等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顺便提一下，语言学界著名学者韩礼德的博士论文就是《蒙古秘史》汉字音写本语言的专题研究。
2.《秘史》的翻译学价值
2.1 《秘史》的书名
《蒙古秘史》并非原书书名。明初翰林院组织音写、翻译该书时，原书似没有书名。于是，根据书首的“成吉思汗的祖源”等字样，猜测该书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脱卜赤颜（‘国史’）”，亦邻真（2001: 695）指出，“《元朝秘史》这个书名，十之八九是译写者们给加上去的。题作《元朝秘史》之后，他们又用蒙古语翻译了书名，如果把蒙古语书名再译过来，就是‘蒙古秘史’。所以，《元朝秘史》又作《蒙古秘史》”。后人编辑《永乐大典》时，以“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汉译为《元朝秘史》，故收入元字韵。
2.2 《秘史》作者
自《秘史》为中西学者所瞩目以来，关于《秘史》的作者，一直就争论不休。目前，共有以下几种说法：①塔塔统阿说（金井保三）；②失吉忽秃忽说（海涅什、罗依果等）；③镇海说（植村清二、巴雅尔等）；④耶律楚材说；⑤不止一人说（亦邻真等）；⑥蒙力克说（乔依玛等）。（罗依果，2004:“引言”, 页34—40）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秘史》不会是一个人所写，而且不是一次完成的。
2.3《秘史》成书年代
由于该书结尾有“鼠儿年，……写毕”字样，一百多年来，学者提出若干种说法，到目前至少有五种说法：①1228年（丁谦、植村清二、柯立夫、村上正二、小泽重男、罗依果、亦邻真等）；②1240年（那珂通世、伯希和、海涅什、田清波、柯津以及中国和蒙古的许多学者）；③1252年（格鲁塞、李盖提、余大钧）；④1264年（洪业）；⑤1324年（冈田英弘）。（罗依果,“引言”2004: 29—33），其中，支持1240年和1228年的居多，但是，近年来，认为该书并非是一次写成的说法（亦邻真，1987）最有说服力。
2.4《秘史》的版本及其流传
据陈垣、洪业（洪煨莲）、额尔登泰和乌云达赉、亦邻真等学者的研究，《秘史》的版本流传如下所示：《秘史》现存版本有十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两种。
十五卷本：《永乐大典》鲍廷博抄出→韩泰华所藏，因有钱大昕的跋→称为“钱本”；十二卷本有两种：①顾广圻本：嘉庆年间以张祥云所藏旧抄本为底本，参照当时其它抄本进行校勘→后归盛昱所有→藏于上海涵芬楼→收入《四部丛刊》②叶德辉本：文廷式光绪年间，从盛氏所藏顾校本抄出→归叶德辉所有并刻印。
2.5《秘史》的内容
亦邻真（1987）指出，“它首先是一部史书，写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还写了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然而这部书的史学价值远远超出了孛儿只斤皇家纪传的狭小范围，它是古代蒙古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从《秘史》中可以看到古代蒙古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生动记录，看到社会组织发展和变化的情形。 ……它提供了游牧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珍贵资料。”
它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充满了神秘和瑰丽，虽然对它的研究已有600余年（若从明朝初年音写本算起），实质性研究也已经接近一个半世纪（1866年，自鲍乃迪总译俄译本始），但仍有许多未知因素，尽管如此，它却吸引着各国的众多学者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对它的研究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深，很难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之相提并论。
2.6 《秘史》的现存形式
“落入明人手中的脱卜赤颜的畏吾体蒙古文早已佚失。流传至今的是特殊形式的汉字史籍《元朝秘史》。这部书同一般汉籍不同，正文是用汉字音写的蒙古语。（蒙古语的每个单词旁边都用汉字注明词义和语法形态）。逐词旁边所注汉译，称为傍译（或旁译）。全书分为282节（后人为研究方便而分——笔者），每节之后附有小字低行的汉文缩译，称为总译。这些音写和译注都出自明翰林译员手笔，什八九就是1382年奉命编写《华夷译语》的翰林侍讲火源洁和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的译作。”（亦邻真， 1987）“《秘史》的汉字音写本有它独特的语文学价值，音写规则，用字规范十分严密。它的傍译也是宝贵的资料。如果没有傍译，《秘史》中的一些词语就会变成不可释读的死词。傍译有一套标示词法形式的特定用字，表示数、格、时制、语态、人称变位等语法形式，如“每”表示复数，“行”表示宾、与、夺等格，“着”“了”“来”表示现在时和过去时，“共”“被”等表示共动、被动等语态。同样，如果没有这些傍译，对古蒙古语语法现象也很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误解。从傍译来看，《秘史》汉字音写本的译写者们的语言学素养，在十四世纪末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高水平。”（亦邻真，1987）
2.7 《秘史》的写作目的
《秘史》写作目的为“垂戒作鉴”，元史明确记载，“法不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宋濂等,1976）《秘史》成书以后，阅读范围限制就极严格，也许就是最高统治层，即历代皇帝本人才可以阅读。“脱卜赤颜是皇家秘史，不准外人看。元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就因为“盗观国史”，遭到弹劾。”（亦邻真，1985）
至顺二年(1331 年) 夏四月,“戊辰, 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 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 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诏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云:‘《脱卜赤颜》事关秘禁, 非可外人传写, 臣等不敢奉旨。’从之。” （宋濂等，1976 ） 因此，我们可以说，《秘史》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广泛流传，而是限于极为隐秘的读者范围。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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