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下）
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以多元系统论为个案研究
杨 柳
（南京大学，江苏南京， 210093）
三．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内化
在译介多元系统论的同时，中国学者还广泛地借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翻译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理论上的检验
首先，在大批接受者当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对多元系统论的理论内核表示认可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检验。其中，王宏志的翻译研究论文集《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翻译研究》一书通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探究了中国20世纪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等多元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影响。（王宏志，1999） 谢天振的“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对多元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用丰富的汉译外和外译汉的成功例证证明了多元系统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有效性。作者认为，多元系统论不以价值判断为依归，而以描述过程、揭示 和认识翻译现象为主要方法，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环境、社会条件和和政治等因素结合起来，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谢天振，2003 ） 张南峰的“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运用多元系统论对于翻译文学的国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把翻译文学纳入本国文学史 是完全合理的呼吁。然而 把译者看作是翻译文学作品的唯一作者, 又未免流于简单, 而按照作者的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 则有任意性。他认为这种观点的主要症结所在是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他认为 翻译文学的国籍是模糊的、具有双重性甚至游移性。（张南峰，2005 ）显然，张南峰在翻译文学的国籍问题上也是持“多元”态度的。
2．翻译史视角
从翻译史的角度结合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翻译史上的问题进行研究是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尝试。其中，张南峰发表在《外国语》上的“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是翻译界颇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
文章以多元系统论为框架，探讨中国的翻译活动、学术传统、民族心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状况，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了中国的翻译研究进程，描述和分析了中国的翻译研究这种文化现象，并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景进行了预测。他指出，长期以来，世界翻译研究处于世界文化系统的边缘，中国的翻译研究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介入，使中国的翻译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奈达等人的 “二级”理论即语言学翻译理论进入中国翻译研究系统的中心，并把后者带进了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边缘；而文化翻译理论之类的“一级理论”则推动了文化转向，令翻译研究逐步走向了中心。如果要让中国的翻译研究走向世界的中心，必须借鉴西方经验，减少权力和意识形态系统对翻译研究的制约，否则，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将很难有所作为。
（张南峰，2001 ）查明建的“意识形态、翻译选择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透视中国五十－七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以多元系统论对中国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翻译文学的形式库进行考察，分析了翻译文学的并存系统——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制导下的诗学是如何历时性地制约了翻译选择规范﹐操纵了翻译文学的“经典”，影响了翻译文学文库和经典形式库的形成和嬗变，决定了翻译文学系统在多元文化系统中的运作方式、地位和作用。查明建认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对于描述翻译文学的现象具有广阔的框架，但由于其缺少价值判断、注重表面形式的描写而存在不足。在使用这个理论时要注意避开其主观性的一面，又要借助它的理论基础来完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建构。
（查明建，2001 ）张锦忠的“现代主义与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复系统：《现代文学》再探” 以《现代文学》杂志为主要
研究对象，借用多元系统论（即复系统理论）重新探讨了20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建制的阶层结构及其位阶挪移的情形。张锦忠指出，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文坛的出现，属于文学干预的现象。现代派诗人群与《文学杂志》在五十年代为文学现代化奠下了根基；而在六十年代初创刊的《现代文学》杂志，则开启了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新契机。杂志的编者通过翻译引进了卡夫卡、乔伊思等欧美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这些外来文学强化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库与声势，提升了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不过，台湾的本土文学也不甘落后，在六十年代中叶左右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了中心并立的局势，彰显了台湾文学多元系统的动态性与多样性。（张锦忠，2001 ）孙文龙、 齐军的“晚清翻译现象的多元系统论阐释”指出， 多元系统论是成功地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 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迪和指导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将文学纳入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下进行研究，推动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第二，从对单个的文本进行孤立的研究转变成将文本置于文化和文学多元系统中进行研究；第三，对等值论和充分性进行了非规定性定义。之后，两位作者结合自己对多元系统论的理解 运用多元系统论重新审视林纾、严复的非充分性翻译策略, 以期发现其背后的文化成因。（孙文龙 齐军，2006 ）研究发现，其原因有如下几条：1 ）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救亡图存的功利主义目的性；2 ）对小说的地位和价值未给予足够的重视；3）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影响；4 ）译者的文化立场也不可忽视。因此，对于译文的鉴赏不能纯粹以“忠实”与否来做衡量。（孙文龙、齐军，2006 ）郭萍的“从多元系统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通过对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情况统计，对这一特殊阶段中国翻译文学所经历了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和解释。作者认为，五四前1898 年～ 1919 年 的文学翻译的目的以“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为主，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 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 年～ 1927 年)的文学翻译的目的以“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为主流, 译作多具有充分性，构成了革新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研究证明，多元系统论对于描述翻译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和适应性，但对于文本内部研究缺乏可行性。（郭萍，2006 ）
3 ．译论比较
利用中西译论和翻译思想的比较来分析多元系统论的适应性是中国学者检验理论在异域翻译研究中是否可行的一种方法。陈洁莹的“以史为纲，多元互通——严复翻译之系统研究”通过严复的翻译观，以多元系统论作理论构架，探讨翻译理论史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并阐释现有理论的存在意义。文章以史为刚，梳理文化和历史沿革，指出严复的翻译观受当时的主流文学模式及意识形态所支配，“信、达、雅”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是：翻译必先以“信”为本，具备真诚的意图和明确的读者群，译者的责任是采取适当的文学模式“雅”，“达”到译品为译语系统所接受的效果。通过研究，作者验证了多元系统论对于梳理文学、文化变迁现象，合零为整的宏观视野对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很具启发性，并以此理论揭示了严译个案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其在翻译理论方面的战略研究价值，进一步展现了翻译学的多面向性与跨学科性。（陈洁莹，2001 - —— ） 胡梅红的“论埃文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 兼评许渊冲教授的‘竞赛论’认为“多元系统论”与许渊冲教授的“竞赛论”有相似之处。文章指出，许渊冲教授在《译学要敢为天下先》和《新世纪的新译论》一文中提出的文学翻译的“优势竞赛论”对翻译实践很有指导意义。许教授的理论内核是指： 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 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译者应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 尽量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 以便使读者知之 好之 乐之。（许渊冲，1999，2000 ）而佐哈尔所指的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中心—边缘”地位的确定或变更 就是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竞赛”的结果。佐哈尔在讨论翻译文学与翻译准则的, 关系时指出，当翻译文学在整个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处于主要位置时, 翻译文学会吸收新元素，具有充分性, 为译语文化文学系统制造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 翻译文学在与译语文化中的本土文学的“竞赛”中 在一 定程度上获得胜利, 译语文化中的文学系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 反之, 当翻译文学处于次要位置时, 译者只能屈从本土文学系统里的准规范， 在译语文化系统里寻求已有的模式 这样 文化系统中的本土文学在与翻译文学的“竞赛”中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是, “竞赛论”只针对单个翻译文本与原文本间的竞赛 而“多元系统论”则根据某个时期整个翻译文学对某个特定文化系统中的本土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描述。作者在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之后，还以《呼啸山庄》的重译“竞赛”现象和庞德《神州集》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胡梅红，2004 ）赵俊姝的“文学多元系统论视角解读胡适翻译思想”试图用文学多元系统论逐条解读胡适翻译思想, 从而在理论层面上论证其翻译思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文章指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从事的翻译活动都可以用多元系统论来加以解释。胡适的所谓“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的思想，胡适在其《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阐述的借助翻译西洋著名文学作品以改造中国文学的思想，以及他将此想法付诸于实践的行动，与当时的文学转折期的需要十分吻合，证明翻译文学在参与建造文学多元系统中心部分的工作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的翻译选择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赵俊姝，2005 ）
4．文本分析
运用文本比较的方法来检验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是中国学者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这方面，王剑凡的“中心与边缘——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以多元系统论的中心边缘说为理据，将《道德经》早期英译本置于一个较广阔的文化历史脉络中加以解释。文章以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 ）、理雅各（James Legge ）和麦克甘（Patrick Johnson Maclagan ）三个译者的英译本为例，阐述了《道德经》早期英译的独有现象。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探讨了基督教传教事业与《圣经》汉译跟《道德经》早期英译的关系，然后讨论了亚历山大和理雅各的译本是如何因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成为一般读者群或学术界的经典化译本而占据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 麦克甘的译本又是如何因未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而被推至到边缘位置。作者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绝对论，认为只有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译本才能被推到中心位置。（王剑凡，2001 ）莫慧娴的“武侠小说之东迁西徙”探讨了武侠小说为什么极少被译成西方语言，而多被译成越语、泰语、蒙古语、柬埔寨语、印尼语、马来西亚语以及韩语等亚洲各国语言的翻译现象。研究表明，翻译文学所处的边缘位置，正是多元系统论所假设的“正常”位置。译本的位置取决于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西方国家，由于文化霸权和语言问题导致了英美文学长期以来占据主要地位，英译武侠小说被放逐到系统的极边缘位置；相反，武侠小说却能为不少亚洲国家所接受，在有些东南亚国家，武侠小说还常常被挪用来制造颠覆性的阅读，建立文化根基，延续文化传统，丰富本土文学。（莫慧娴，2001 ） 庄柔玉的“台剧《神雕侠侣》在香港－－跨媒体翻译个案研”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出发，研究了台剧《神雕侠侣》在台湾启播时为何反应热烈，而在香港播放却效果不佳。庄柔玉指出，除了归因于节目的制作质素、宣传策略、明星效应、惯性收视、观众口味、播放环境等多种因素外，还牵涉到节目本身、播放媒体、电视观众三个不同系统的交相运作。在文章中，作者首先界定与这个跨媒体翻译现象相关的系统，进而确定各个系统的相对位置，剖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在提供合理的现象解释之余，揭示多元系统论的得失，证明了运用多元系统论来研究剧集反响的可行性和以多元系统论研究金庸改编剧的独创性。（庄柔玉，2001 ）
四．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批判、质疑与完善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孜勒（Edwin Gentzler ）就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指出多元系统论除了其显而易见的优势外，也有着局限性。认为该理论“过于概括化，有时候言之有理却持之无据；过于依赖俄国20 世纪二十年代的形式主义，并不一定适合佐哈尔当时的翻译文本；更多地关注抽象的例证而非具体实在的文本与译者；所举例证的科学性还有待考察。”（Gentzler 1993: 120-125）赫曼斯（Theo Hermans）和兰博特（José Lambert ）也指出，多元系统论流于简单化、二元化，具有决定论的色彩（Hermans,1999；Lambert,1997 ）。
当这一理论进入中国后，也有不少学者在肯定其优点之时，指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比如，张南峰通过利用多元系统论对中国不同时期翻译活动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多元系统论过分强调文化地位决定论，忽视了文本自身的特点，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读者的个性以及译者的诗学观、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等等；过分强调了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 ( 张南峰，2002 ，4 ：20 ) 邵璐在“质疑, 解构, 颠覆?——论多元系统论的悖谬、误读与误用”一文中对多元系统论进行基本阐述的基础上，用丰富的例证指出它本身的悖谬性及其在操作实践中的误读和误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邵璐的研究表明，虽然多元系统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这不足以影响我们对它的借用和认可。国内学者在理解和运用多元系统论时确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机械性，断章取义、重复挪用和二度嫁接的现象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作者呼吁学界认真对待源理论的译介，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和认识，防止人云亦云的现象再度发生。（邵璐，2004 —— ）于德英的 “用另一只眼睛看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论的形式主义分析”从多元系统论的理论基础——俄国形式主义出发，对多元系统论进行追踪分析，剖析了多元系统论在如下几方面的局限性：（1 ）强调系统的超然客观性，因而存在译者主体性缺场的问题；（2 ）深陷陌生化诗学的窠臼，因而暗含心里主观性的因素；（3）过于强调系统的自律性，因而对社会文化因素关注不足。（于德英，2004 ）作者在分析得失之后，对多元系统论的追随者和发展者所做的丰富完善性工作做了进一步总结，因而也向读者展示了多元系统论的不完整性和可塑性。
由于多元系统论的不足，学界开始对这一理论的完善提出了新的思路。王东风的“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就具有典型意义。文章指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一个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受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以及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地位的影响。根据多元系统假说 在强势文学多元系统内, 译者的翻译策略趋向归化, 而在弱势多元系统内, 则多以异化为主。然而, 王东风发现，中国翻译界自二十至三十年代开始在同一个文学多元系统内却出现了两种策略并存的现象。王东风从译者对目标文化和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的主观态度入手, 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通过这一研究，他一边肯定了多元系统论对于翻译学的意义，一边又指出了多元系统论在解释中国翻译现象时的不完全适应性，从一个侧面为多元系统论的完善提供了基础。（王东风，2000 ）
张南峰更是为多元系统论设计了新的系统范畴。 在“为研究翻译而设计的多元系统论精细版”中，张南峰指出，由于翻译研究出现的两种方向不同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一些原本受多元系统论影响的学者，在转向文化研究的时候，发现多元系统论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理论框架，所以远离了这套理论；之后，多元系统论的原创者佐哈尔也在后来的转向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将多元系统论当中与文学和翻译相关的部分删除了，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这使得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张南峰对这种变化深感惋惜，他认为，多元系统论只要拓展一下它的范畴，完全可以还原为一套翻译研究的理论，因此，他在旧版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多元系统分类法的复杂性。他建议使用“文化大多元系统”（macro- polysystem of culture）这个关键词，把它视为由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等六个以上的互相重叠、互相交叉的多元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当这个文化大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会比其多元系统处于较为中心的位置，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规范会共同影响其他类型的规范。当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和外力入侵等因素导致政治多元系统的权力斗争并在文化大多元系统中引发危机时，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系统中的中心系统可能会被迫走向离心（centrifugal）之路，从而引起骨牌效应：失去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系统的支持后，其他一些多元系统的中心系统也可能走向边缘，而边缘系统则乘虚而入；与此同时，在文化大多元系统中的一些边缘多元系统（例如翻译）可能积极参与整个文化的重塑，从而走向中心。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之后，文化大多元系统会呈现出新的结构，达致新的力量均衡，恢复稳定状态。”（张南峰，2001，173－187）张南峰还以《小世界：学者的罗曼司》（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的一个中译本的翻译规范，来演示这个多元系统论精细版的应用方法。结果，他发现，这个精细版也有不完美之处，还不够精细，目标文化之外的因素尚未涉及，术语集也太小。
所以，我们不妨把张南峰的这个精细版看成是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中国版，它同样还有待于更多研究数据来检验、支持和完善。
五．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翻译文化系统中的效果和位置
多元系统论对于翻译研究的贡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强调，使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的框架中摆脱出来，改变了翻译研究的应用取向，使得翻译研究向着纯理论研究方向转向。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特拉维夫学派在世界各国的地位开始凸显，该派重要代表图里（Gideon Tury）推出了规范论（Norms ），扩大了该派的理论话语权。他们的成果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操纵学派”，无论是霍曼斯（Theo Hermans ）、勒费弗尔（ é Andr Lefevere)、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还是兰博特（ José Lambert ），都受到多元系统论的启迪，为文化学派系列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随着多元系统论的引进，中国的翻译研究话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可以发现，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学术研究具有了更好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无论是从学术刊物的改版、学术会议研讨主题的范围还是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内容的改变来看，翻译学的研究话语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翻译实践研究逐渐向翻译理论研究方向倾斜。《中国翻译》杂志更是开辟了“翻译研究”专栏，为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其他一些与翻译相关的刊物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和《外语与外语教学》，都在选择文章和主题方面加强了对理论话语和文化研究的关注。
其次，中国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描述性研究以及对描述性翻译理论的研究，所涉范围十分广泛。 从本章所论的文章中，就有许多文章具有描述性色彩。它们有的论及权力与意识形态问题，有的涉及到翻译文学在不同系统中的位置，有的探究文化之间的霸权与翻译行为的关系问题，有的讨论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现象是否与理论吻合，还有的用实例分析和译论对比研究来验证多元系统论是否适应于研究中国翻译现象。这些努力和所产生的成果，说明了多元系统论对于解释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现象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印证了翻译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再比如说，“描写译学中的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范祥涛，2004 ），“翻译单位的描写性研究”（申连云，2004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兰凤利，2005 ），“描写翻译研究与隐喻翻译”（田喜娥，2006 ）等等核心期刊所刊出的论文，还有系列关于翻译史的著作，比如，《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中国科学翻译史》（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翻译文学史》（陈玉刚）、《我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汉籍外译史》、等等，都有较强的描述性研究的特色。但是，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境内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不完全是佐哈尔所说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描述性研究，它们中的大多数作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价值判断和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弥补了多元系统论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多元系统论在中国旅行的时间不是太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在中国翻译文化系统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众所周知，多元系统论是反对以价值判断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主张边缘和中心一视同仁，因而具有非精英主义色彩，提高了翻译的文化地位和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这一点，在中国翻译界也是很明显的。但是，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展迅速，后起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观的崛起，已经以一级理论模式取代了多元系统论，在世界翻译理论的形式库当中，多元系统论由于长期以来缺少修改和补充，已经退居二级理论模式。在中国，从1999－2006年间，不断地有一些学者以多元系统论为主导来研究翻译现象，尤其是在香港和台湾，多元系统论一度占据了翻译理论形式库的中心位置。这一点，从《中外文学》2001年的专辑中就可略窥一斑。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多元系统论之所以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一是因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形式库里长期以来缺乏新的理论，翻译研究出现了停止不前的状况。在多元系统论进入中国之前，占据一级理论模式的仍然是严复的“信、达、雅”和八十年代以来从外国引进的奈达的“对等”理论，虽然“对等”论在引进的时候就已经沦为西方翻译理论形式库中的二级理论模式！用多元系统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仍然处于“年轻”的时期，可供使用的翻译理论极少，因此，多元系统论的出现犹如一缕春风，吹进了中国学者的心扉，对新形式的呼唤，使得多元系统论瞬间成为广为接受的热门理论。然而，随着更多的同期而入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 多元系统论又面临众多的强调差异性而非中心性的反精英主义的翻译理论的竞争，同时，它还面临中国本土传统翻译理论的角逐。在多种翻译理论并存的现代中国，多元系统论是否能牢牢地占据一度在中国所拥有的中心位置，还取决于这一理论是否会有新的改进，是否适应新时期的翻译研究的需要，是否能在众多的理论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否能经得起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验。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