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角度谈翻译的目的与效果（上）
从接受美学角度谈翻译的目的与效果
金春笙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本文通过对改写派翁显良、创意派庞德、现代派洛威尔与另外一些直译派，格律派译文的对比分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翻译目的与效果对中国古诗英译过程的重要性，并提出译者应以的语读者审美情趣为取向，实现中国古诗英译的审美价值，并且应把的语读者的反应当作翻译评论的标准之一。
关键词：翻译美学；目的与效果；读者反应；审美价值
引言
“ 针对文化冲突对翻译的影响谈到“Tytler fidelity ”的时候就认为文化上的忠实应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亚历山大·泰特勒的讨论说明忠实与否，不能根据词语是否在形式上与原文排列一致来判断，而只能从功能上看译文是否为预期的读者所接受”（杨晓荣，2005）。显然，读者反应是检验翻译目的与效果的试金石，也是翻译评论的标准。
最近，我拜读了杨晓荣教授的力作《翻译批评导论》，受益匪浅。但文中所引“ Eugene A Nida ( 奈达) 正是以中国古诗为例，来说明翻译方向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评价所具有的意义，在五十首左右显然被认为是典范的古诗英译中，真正像英文诗的只有一首”（Nida， 1993） 。上述一席话让我震惊，震惊之余，便陷入沉思，沉思中未免夹带着几许难以名状的滋味，于是，萌生探究其缘之念头。
就我所知，古诗最早的英译是在一八八八年，自那以降，“H ·A·Giles 等人译中国经典诗，方法是硬将中国经典诗歌套入浪漫派末流四行体形式，脚韵的安排主要是abab，加上用词上追求传统的‘诗意’，读起来就像三四流维多利亚时期英语诗。等到Arthur Waley等人起来，抛弃了脚韵和诗歌用语的老套，用自由诗体和白描手法，着重形象、意境和气氛的移植，一时十分新鲜，故至今英美译诗的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王佐良，1986）。然而，真正让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国门，饮誉西半球诗坛的是美国诗人庞德译的《华夏集》，“它不仅是庞德的第一次的真正的成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自此以后，中国诗成了大众瞩目的东西”（赵毅衡，1985）。我们应该从庞德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迪，为什么经典古诗的国内翻译不能成为经典而跻于世界经典诗坛，反倒让英美译家独领风骚，抢尽风光？窃以为这里有主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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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而言，其一，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距今约有五千年。它是悠久文化与文明的结晶，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精华，尤其唐宋两朝更被誉之为诗词的鼎盛时期。然而，由于中国文字之艰深、诗词铸语之凝练、意境造设之深邃、情感蕴涵之强烈、音韵和美之妙趣，“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为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蒋洪新，2001 ），所以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再者，“诗所表达的或婉妙或豪宕又舒展自如的情绪以及那些似有若无只能意会的诗意和韵味，很难想象能用另一种语言铢两悉称地传达出来”（罗洛，1986）。其二，中西双方自然环境、社会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导致两种语言内 涵的差异，因此，“即使我们撇开语言字形这些元素不谈，只谈语义，我们也得承认要找两种语言中意义完全重叠的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孔慧怡，1991）。其三，中西诗人价值观、世界观不同，情怀各异，“可以引起中国诗人的诗兴的事物未必都能触发西方诗人的灵感，西方诗人所表达的感情和思想也往往是读惯中国诗的人所不及领悟。（这里面当然还有时代问题，但中西方的诗的传统不同是不可否认的）”（吕叔湘，1980）。这样，中西方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诗歌评价标准，在中国被称作上品的诗歌，在西方则未必称之为上品，反之亦然。面对这种文化精神对于理解异域文化所造成的障碍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译者应跳出自身文化的窠臼，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方可明确地认识、理解对方。否则，“中国诗歌，哪怕就是最好的唐诗，对于西方人来说，恐怕至多只能像是明代青花瓷器上的杨柳图案，只不过表现了一种异国情调，有趣则有趣，然而趣味何在，则
惘无所知。甚至会有人把这些诗拿来同西方的light verse比类，看成廉价的矫情” （张廷深，1997）。
为什么古诗词的千古绝唱，在中国脍炙人口，成为经典，而在西方却成不了经典，这除了异质文化自身的因素外，恐怕问题出自于翻译本身。人们都说，“翻译是文学进化的原动力，是创造经典和范例的媒介”（刘军平，2002 ）。比如：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经英国作家菲次拉杰德的意译成为文学的经典。法藉华人高行健的作品《灵山》由马悦然（GMalmqvist）译成瑞典文，而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古典诗歌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译的，但不识中文的庞德从费诺罗萨笔记改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却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在美国掀起一股东方文学热潮，为传播中华文化起到架设桥梁的作用。他的译作李白的《长干行》、《玉阶怨》等已经是美国诗歌选本，甚至成为学校文学教材中的必录篇目，从而成了经典译作。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的功劳。“艾略特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好的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译者通过自身再现原作，通过原作发现自己，而庞德正是这种译者中的卓越范例’”（胡泽刚，1991）。
至于汉诗英译的最理想的“翻译权”究竟属于谁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中国翻译评论界对西方人士的译品过于挑剔，贬低。正如一位意大利科学者所概括的：‘外国汉学家通常是不能赢得中国学者的欢心的。提到外国人的译文，总要挑出一大堆误译，最后将其判处死刑’。另一方面，西方读者对中国翻译家的译品难以接受，因为中国译者的翻译往往比较生硬，译文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ibid）。难怪王元化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学作品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曾直言不讳地说：“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杨晓荣，2005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主观上找原因，应对十分重视文学性和美学效果的古代诗歌翻译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审视。其一，“很多中国译者及读者面对译诗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把中国诗歌的语言习惯作为译诗的基础，作为他们对英译诗的要求，同时他们接触的当代英、美诗歌又实在太少了，于是，更认定英语诗歌也必须押韵和规行距步依据格律”（孔慧怡，1991）。这些译者常以自身所处的“文化范式、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文学气质，认知能力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朱献珑，2005 ）。从而忽略了英语诗歌的语言习惯，遗忘了英族读者群的美感经验。其二，古代诗歌的英译是古典文学这个热门中的热门，由于时空差产生的艺术鉴赏的不等效，因此翻译诗应充分考虑读者反应和审美情趣，这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谈到译文的诗歌效果时，都下意识地以中国诗歌的语言习惯来评价这些诗歌的英译文，结果是无论从美学角度还是从语感角度来看，说服力都有问题。（杨晓荣，005 ）显然，翻译批评“没有充分考虑译文在最大限度上适合接受者的心理，习惯”（胡泽刚，1991）， 忽略了奈达提出的“读者反应论”即“译文接受者与信息的关系，应该是在实质上相同于原文接受者与信息的关系”（廖晶、朱献珑，2005 ）。因此出现了专家评价与读者反应迥异的现象，造成译作在国内批评家眼里一片赞扬声，而在异国英族读者群眼里却流弊丛生。“我国翻译批评在这个方面‘失语’，除了传统的权威意识有关以外，对汉译英文学作品的评价不准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杨晓荣，2005 ）。为了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发扬光大，我们必须考虑译文的接受者美学问题。因为“文学翻译的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作品的客体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主体需求性。离开了特定需求，作品还只能是没有价值化的纯客体，即潜在价值。这是读者及特定需求决定了文学审美价值的性质和取向，只有当客体的某种特定需求时，文学作品才具有这方面的特定价值”（曾利沙，2006 ）。就古诗翻译作品而言，“对读者的声音听而不闻是不行的，毕竟作品是给他们看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读者介入作品的创作过程，没有读者的接受，作品的价值就无法实现，作品也就没有完成”（ibid ）。因而，功能上达不到预期读者所接受的目的，原作的生命就不能在异域文化中延续，原文的经典也就不复存在。其三，“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很少登上世界文学者经典的圣殿，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译者拒绝将中国文学‘归化’为‘异邦’番地，从鲁迅到杨宪益，从翟理士（H·A·Giles）到华逊（Burton Waston）无不亦步亦趋地采用逐字译法，其效果不言而喻”（刘军平，2002 ）。窃以为，既然译文是用英语作为翻译的载体，就应该善待英语，扬足英语的艺术张力。如若保持“异化”，不“归化”到“异邦”番地，恐怕这种译作会没有读者市场，因为这种译文只能是中国式的英语，英族读者难以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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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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