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语料量化比较分析与应用文体翻译(下)
可比语料量化比较分析与应用文体翻译
——一项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的研究
夏云 李德凤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表一:文本总体统计特征比较
Text File OVERALL T.TXT N.TXT
Bytes(字节) 37,909 20,850 17,059
Tokens(形符数) 5,727 3,143 2,584
Types(类符数) 1,501 931 889
Type/Token Ratio(类符形符比) 26.21 29.62 34.40
Ave. Word Length(平均词长) 5.42 5.45 5.43
Sentences(句子数) 241 121 120
Sent.length(平均句长) 23.76 25.98 21.53
根据表一,英译文形符数高于其可比文本,但类符/形符比为29.62,明显低于可比文本,表明译文用词变化度不如可比文本,词汇密度小,重复率较高,而非译文的语言使用较活,趋于创造性。两类文本句子数基本接近,但译文平均句长与平均词汇长度皆高于非译文,而非译文总体上则显得较为简洁,体现了英汉两类广告的风格差异。
为 进 一 步 观 察 两 类 文 本 的 主 题 内 容,我 们 提 取 了 词 频 表,并 对 词 汇 进 行 了 削 尾 处 理
(lemmatization),根据检索结果,译文中前6位高频实词为:firm(s)、law、legal、lawyer(s)、service、client(s),而非译文为client(s)、lawyer(s)、firms(s)、law、legal、serve。
两个词表中的高频实义词基本一致,因而难以判断两类文本对语篇信息的取舍态度。为此我们利用Wordsmith Tools中的关键词提取功能,将非译文词表设置为参照词表(reference wordlist),与译文词表进行对照。这里的关键词指的是与某一标准相比,频率明显偏高的词,不同类型和领域的语料库中某些词语的频率会比别的语料库明显偏高,偏高的程度即该词的关键性(keyness)。由于语料库容量偏小,为保证检索到的关键词数量达到分析所要求的足够量,我们将显著性水平设定在p值最高为0.0001,采用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进行关键词检索。检索结果见表二:
表二:关键词检索结果
N WORD Freq T.TXT % Freq N.TXT % Keyness P
positive 1 CHINA 19 0.60 0 22.9 0.000002
keywords UNIVERSITY 18 0.57 0 21.6 0.000003
2
(ies)
3 FIRM(s) 70 2.23 23 0.89 16.8 0.000041
4 FOREIGN 13 0.41 0 15.6 0.000077
negative 5 CLIENT(s) 22 0.70 53 2.05 20.3 0.000007
keywords 6 WE 13 0.41 41 1.59 21.4 0.000004
7 OUR 19 0.60 92 3.56 68.9 0.000000
检索到的关键词按关键性程度由高到低排列,我们去掉了不具有比较意义的专有名词(如Beijing, Louisiana等,多表示公司所在地区),根据检索结果,译文中的关键词为China、university(ies)、firm(s)、foreign四个词项。其中,foreign 一词虽然在译文中出现较多,在非译文中并未出现,但索引检索后我们发现,该词在译文中的频繁使用主要受译文预期读者群变化的影响,为吸引国外客户群而强调公司的对外业务范围,并非代表两类文本在功能体现方式上的文化差异,因此我们也将该词排除在外。最后三个词项our、we、client(s)为负关键词(negative keywords),即在译文中出现频率相对于非译文而言显著偏低的词项。
3.3文本功能比较
根据研究结果,译文与非翻译可比文本在在信息功能与呼唤功能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语篇信息性、描述视角、文体风格等方面。
3.3.1信息功能的差异
经过词表提取,我们发现,译文与可比文本的高频词基本都以法律行业相关词汇为主,主要体现在lawyer(s)、legal、law、client(s)、firm(s)、serve/service等实义词的高频使用上,表面看来两者围绕同一主题展开,信息功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两类文本都试图从多方面突出企业的从业资质,注重突出公司形象,充分表述事实,突出为客户服务的宗旨。然而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两种文本在信息类型上各有不同的侧重,体现了语篇信息焦点的微妙差异。非译文着重突出了广告者(we、our)与文本接受者(clients)的关系(参见表二),重在向接受者提供各种服务等方面的信息传递,而译文尤其强调官方以及其他权威机构的认证和社会影响等以提高企业的形象,确立企业的权威地位。如China一词在译文中出现频率为19次,占文本形符数的0.6%,该词对于立足于国内的企业外宣来说其出现的高频率本不为过, 然而经过索引发现该词除用以表述业务范围以外,多与政府机构或知名高校搭配使用,例如:
xxx Firm is a partnership law firm registered in Beijing with the approval from the direct government agency of China….
xxx is able to maintain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legislative department and government.
此种表述在国内读者看来并无何不妥之处,通过表明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合作赋予企业以严肃、资深、权威的特质,然而对于目标语读者而言,官方许可已是合法企业经营所预设的前提,根据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对语篇信息性的分级,这类只包含已知信息或读者意料之中的信息,其信息性应属一级,会让读者觉得乏味,没有价值,而且过多强调与官方的联系可能会给目标语读者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其信息性和可接受性也会因此而降低,从而间接影响译文的感染功能。
University一词的高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为表明企业员工的教育背景,二为说明企业与高等院校的合作以及其他联系,例如:
The head partners and lawyers graduated from the top domestic universities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
xxx firm donated 100,000 yuan to set up Scholarships in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该词的频繁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企业的资质和实力,间接表明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然而,企业与教育机构的社会往来以及发展业绩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可信度,但由于中国高校名称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未必存在,难以激活译文读者的有关图式,因而过多罗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社会活动反而会增加语篇的信息性,给理解造成困难。例如:
In 2003, xxx Firm donated 1,200,000 yuan to set up Teaching Awards and Scholarships in its name on its 10 anniversary in 6 law schools in Peking University, Qinghua University,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lin University and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n 2004, the firm donated 100,000 yuan to set up Teaching Awards and Scholarships in the First middle school, Hailun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05, the firm donated 100,000 yuan to set up Scholarships 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上述信息无非是为了表明企业的实力与知名度,但对目标语读者而言,全盘译出反倒使内容堆砌表达冗长,失去感召力。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语篇中的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受到知识结构、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而不尽相同。有的信息对源语读者来说很有意义,对于目标语读者却不然。译者是目的语语篇信息性的调节者,他要根据目标语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对语篇中的信息进行适当的调节(张美芳, 2005:146)。如上文在翻译时完全可以采用删减等措施来处理,既容易为读者理解,还能表明公司的实力,取得趋同的效果。如:
xxx Firm has set up Teaching Awards and Scholarships in middle schools as well as law schools of many well-known universities in support of education in China.
3.3.2呼唤功能的差异
企业外宣广告目的是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让国外读者或消费者了解自己,向广告受众宣传企业形象并推销产品或服务,广告的“呼唤”或“感染”功能突出,主要体现在对话性的(dialogic)语言形式上,其焦点是呼吁或感染(Reiss, 1989: 108)。经量化比较分析,译文与非译文在描述视角、文体风格等方面体现出呼唤功能的差异。
文体风格如表1所示,译文类符/形符比低于可比文本,词汇重复率较高,平均句长与平均词汇长度皆高于非译文。一般而言,长句与复杂句的使用往往使文体风格较为正式、严肃、无感情色彩,读起来庄重威严。而非译文的句长较短,有利于加快节奏,读起来简洁通俗、一目了然,富有感染力,易于拉近文本与接受者的距离。
文本的描述视角主要体现在指称词语的运用上,译文显著的指称方式为第三人称。如firm(s)在译文中共出现70次,占总形符的2.23%,其中61次与限定词the搭配或与企业名称搭配作为专有名词词组使用,用作主语或宾语以直接指称企业。该词在非译文中仅出现23次,其中用于直接指称企业仅11次,另有6次与第一人称指示词our搭配,作为企业自我指称使用。
与译文大量的第三人称指称企业显著不同的是非译文中第一人称指称词的大量使用,包括we和our两个词项,分别占文本形符数的1.59% 和3.56%。其中our一词有26次与client(s)搭配使用,暗示企业与客户的密切关系,这与client(s)一词在译文中主要与its或the搭配用以指称客户形成鲜明的对比。试比较以下几个例子:
xxx Law Firm contrives to provide quality and tailored services to its clients with team forces. (T.TXT)
The Firm compensates the clients for the loss if their interests were damaged due to its lawyer's serious faults. (T.TXT)
We also provide our clients with a range of private client services… (N.TX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 please contact us and we will be pleased to assist you. (N.TXT)
译文以大量的第三人称指称企业,意味着旁观者视角的存在,广告似乎出自一位超然、冷静的权威人士的严肃口吻,要为读者树立一个强大而可靠的形象,以博取消费者的信赖。这样,在读者看来,企业在进行广告定位时似乎并非针对自己而显得客观,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但同时也因为突出了企业至上而拉大了广告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这对习惯于“以人为本”、强调互动之人际意义等英语广告特征的英美人看来,则让人有一种置身其外的感受,而难以达到广告的初衷(司显柱,2007:175)
与译文有所不同,非译文以企业自我指称为主,大量使用第一人称指称词we和our,暗示受话人you的存在。广告者似乎成为对话的一方,在面对面地与读者交谈,使得读者解读广告时在心理上自我定位于对话的另一方,再加上整体风格较简洁明快,语言形式的对话性特征较突出,表现出发话者试图与受话者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无疑缩短了广告主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同时,client(s) 一词的高频出现以及该词与our的搭配使用,表明广告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突出为客户服务的主题。
通过以上译文与可比文本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交际目的是一致的,即呼吁或感染文本的接受者,在向读者“推销”服务的基础上“引诱行为反应”,使读者或消费者认可并接受该企业及其服务。但是两者在文本功能的体现形式上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如何使译文信息明确而富有感染力,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常常需要译者合理取舍原文内容,本着“功能相似”的原则向目标语的行文习惯和广告模式靠拢,以达到取得接受者的文化认同、唤起他们感应和行动的目的。
4.结论
应用文体翻译不仅是语言形式上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它需要准确的源语文化意义的把握以及适境的审美判断。本文通过自建小型可比语料库对企业外宣广告英译文和非翻译可比文本进行了小范围的量化比较分析,数据的收集不够广泛,难免会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然而通过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通过自建符合自己研究方向的小型可比语料库,对译文与可比文本进行词汇密度、词频、句长、关键词、 搭配等的量化比较研究,有助于对译文和非译文进行客观地全面对比分析,使译文评估避免止步于直觉和感性认识上,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量化依据。真实的语料的获得可以激发归纳性的探索,寻求理论规定或者直觉感知之外的“规范”,有助于翻译批评的“审美评价”和“科学判断”跳出经验和直觉的内省桎梏,达到有机的统一(肖维青,2005)。
另外,可比文本向译者提供了最直接的语言输入及文化语境,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重要参照源,为译者提供语用、文化、语言以及翻译方法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培养译者翻译的正确性和得体性。借助可比语料库,学习者不仅可以学习使用正确的语言进行翻译,还能够通过可比语料对比分析掌握目标文化背景中不同文本功能的体现方式,培养自主利用资源的能力和语篇对比分析的能力,学会使用得体的文本模式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因此对于植根于源语文化环境中的译者培训来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