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合与意合看英汉思维的差异与互译(上)
从形合与意合看英汉语思维的差异与互译
王祥兵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外语系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感情、思维等都沉淀在了它所使用的语言中。汉语和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两大语言，分别代表着东西方的两种文化。而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差异性很大的语言。它们最大的差异就是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本文围绕英汉语形合意合的差异问题，对英汉语句式的特点、英汉语思维的差异通过有说服力的实例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英汉语在句子层面上互译应该注意的三个策略。
关键词：英语；汉语；形合；意合；思维；互译
1. 从形合与意合看英汉语词句法的特点
英语是一种重形合的语言，汉语是一种重意合的语言。英语重形合指英语语言符号之间有较强的逻辑联系；汉语重意合指汉语句子主要通过字词的意思连接起来，这一差异可以追溯到英汉文字的起源上。古籍记载说仓颉“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所谓“奎星圜曲之势，龟纹鸟迹之象”，实际是指象形符号；所谓“博采众美”实际是指图形之美。这说明，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画和象形文字。因而汉字的图形表示某种意义，即图形可以引起意义上的联想，就是通常说的“寻象以观意”。（程裕祯，1998）而英语是拼音文字，二十六个字母是基本的文字表达符号，词的拼写与发音按一定的发音规则形成逻辑关系，而字母对意义而言只是意义的替代符号，语言信息的表达依靠符号按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因此可以说英语是一种重形式逻辑的语言。（王竹，1997）这一差异在英汉语的词法和句法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英语属于语言形态丰富的印欧语系，是一种形态语或有标记的语言。在词形变化上除通过词的派生表示词性或词义的变化外，还有名词的复数形式、动词的各种时态形式、人称代词的格的形式等，这些词的形式的变化表示着意义的变化。这种拼音文字所特有的词形的变化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汉语是用非语音化的词序手段表达意义，实际上走上了与形态变化相对立的另外一条路，因此汉语在表示动作和事物关系上（词类、名词数、格、动词时态）几乎全依赖意合。我们看三个例子，（刘宓庆，1999）以说明英语以形态表意，汉语以词汇表意：
（一）名词的数
英语以形态表意：
two cultures taken as a whole 将两种文化视为一体
汉语以词汇表意：
two cultures taken as wholes 将两种文化各自视为一个整体
（二）动词时态
英语以形态表意：
They loved each other and there is no love lost between them.
他们过去是相爱的，但现在已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汉语以词汇表意）
（三）动词的语态
In every game, they were bested by the visitors.
每场比赛他们都败在客队的手下。
汉字虽然形态匮乏，但文字本身意义丰富，一字多义，同音多义，使用起来灵活方便，字和词的次序、位置稍有变化，就产生新的意义，包括语法意义。可以想见，用这种不受形态变化体系约束的语言文字来达意传情使人何等自如！汉语的基本运作机制唯于语序。很多生动的例子说明了汉语的这种意合性。譬如纸花，花纸；半斤，斤半；后头的小孩，小孩的后头；好商量，商量好；词序变化了，意义完全改变。
在句法结构上，英语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形式化和逻辑化。其句法结构严谨并以动词为核心，重分析轻意合，意义紧紧与句法形态结合，句子排列顺序是主谓宾或主谓，一般来讲，句子必须完备，各种组成部分很少省略，尤其是主语更不能省略。而且对标点符号要求十分严格，句际句内之间各要素也要用形式逻辑关系词连接。特别强调句子成分之间的从属、修饰、平行、对比等关系，再加上丰富的形态变化，英语就成了一种表达意义十分精确、高度形式化的语言。汉语句子结构，在很多情况下以主谓（宾）顺序排列，但它不像英语那样，整个句子以谓语动词为中心，而是以词序或语义为中心，不管句子是否完备；而且，也不像英语那样，需要使用各种连接词等衔接手段，只要表达意义就可以了。因此汉语句法结构同词法结构一样重意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贯通，语境的映衬，而少用连接词语。这使得汉语句子简洁灵活，充满隐喻的诗的色彩。
2. 从形合与意合看英汉语思维方式的差别
思维方式是指主体获取、加工、输出信息的方式。某种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它来进行思维活动，形成一连串的结论或观念形态的产品，并往往为该时代大多数人所普遍采用，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思维方式还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语言是由人的思维活动产生的一种重要的观念形态产品，因此思维方式的不同，必定会在语言上表现出来。反过来说，从各种语言表现出的差异可以研究使用这些语言的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思维和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一定的思维内容决定着语言的表达方式，而语言的表达方式又制约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这里主要从形合与意合的角度来看英汉语思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和东方思维的差别。
前面已说过，英语重形合，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句法完备，逻辑严密，表意精确。这是因为西方的思维模式以逻辑、分析、线性为特点，是一种“无领域依附型”的思维活动，（贾玉新，1997：97） 即对语境的依赖性小。并且西方哲学主张对宇宙间的一切二分，把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截然分开，把统一的世界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且注重内在的差别和对立，寻求世界的对立，进行“非此即彼”式的立论推理判断，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西方人重视自然客体，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外界，探求外部世界，整个思维是开放型的。
汉语无主句及主语省略句多，主动语态用得多，连接词用得少，文章求全面，词句求平衡与对称。这种重意合的特点是跟中国人重实际、重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多想象、包容万物的那种实用理性思维和“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精神密切相关的。汉语的人文性非常鲜明，汉语重“意”不重“形”。
初始时期的汉字之“意”本源于汉族先民对原始物质世界的事物的描摹，所以“意”总是跟“象”在一起。它的任意性大大低于形态语言，意象性大大高于形态语言，汉字本身就具有“人文形象的审美信息”。（刘宓庆，1998）汉语源远流长，汉语的形成和发展受中国古代哲人提倡的人本主义的主体思维方式影响极深，其中尤以孔子、老子、墨子和荀子为最。孔子提出了三个语言学命题，都具有哲学—美学性质：第一是“修辞立其诚”，以诚信为美；第二是“辞达而已矣”，以辞达为美；第三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强调“文”的社会功能价值美。这些主张都极富人文性。老子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反对华美、伪饰的语言，提倡诚朴的语言美。墨子的语言主张“以名举实”，对汉语发展重直实、轻形饰影响最深。荀子与墨子有共识，提出“名也者，所以期景实也”，所谓“期景实”，就是强调词语的人文社会之实。中国古代哲人的主张对汉语的定型和发展起了规范化作用，最重要的是确立了汉语不受制于“悖名实”的形式匡驭，而强调“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朴真的表现法。这是汉语近二千五百年发展的源头，这个“源头”正好解释了汉语无形态约束而能直接表达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完美性”。
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一切二分，他们把事物放在对立的两个方面中去把握，而且运用整体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即以整体的认识去认识客观事物，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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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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