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英译七十年（下）
《水浒传》英译七十年
温秀颖、孙建成
天津财经大学
正如前文所述，杰克逊翻译《水浒传》分为两个时期：30年代和6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英国经历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政治上逐渐成为美国附庸，文学创作日渐削弱，昔日辉煌不复存在的时期。此时的英国文学界却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作品对资产阶级反动文学进行了批判。而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则“出现了与努力使艺术接近广大人民阶层有关的”，“更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的形象”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秦水，1983：880) 这些作品在人物描写上与《水浒传》一样，刻画的是值得同情的“大批受苦受难、颠沛流离的小人物”(同上)这就构成了杰克逊重译《水浒传》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并直接影响到其翻译的目的：一方面，出于对本民族的忧虑和对国际政局的关注使他对自己原先的节译本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以较为全面的面貌再现《水浒传》英雄好汉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另一方面英国文学当时的衰退状况急需外部文学的给养和增援，而《水浒传》在体裁和内容上均适合于这种需要。
解读沙博理翻译《水浒传》的目的，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一、就其翻译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氛围而言，沙译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亦即中国“文革”晚期。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举世瞩目的“评水浒运动”，且官方的主流思想是反水浒的；二、就其本身的身份而言，沙博理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正统的清教教育，但就国籍而言，他于1963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却是一位中国人；② 三、就其翻译《水浒传》时所从事的工作而言，他从1949年起就在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做翻译，1952年又担任《中国文学》和《人民画报》译审。复杂的政治氛围、特殊的公民身份及其所做的工作的交织共同构成了沙博理翻译《水浒传》的特殊历史语境，也决定了他的翻译目的：一方面满足当时政治批判的需要；
另一方面满足西方读者对异域古典作品译本的期待：即“对生活在遥远国度里一个古代民族的一种‘感受’，对原著风格的一种感觉”。（Shapiro, 1980:ⅷ）了解登氏父子翻译《水浒传》的目的，同样需要我们解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就社会历史语境而言，登译《水浒传》整个翻译过程历经8年（1994-2002）。这一时期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
之后，世界政治格局极度动荡不安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的复杂历史时期；二、就译者自身的身份而言，登特-杨父子为英国学者，父亲有在东方特别是香港任教的丰富经历，儿子毕业于伦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因而都深谙中西语言文化，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对父子是在香港而非英国翻译并出版《水浒传》的，而且杨夫人是一位华人；三、就其翻译思想而言，登氏父子认为翻译是一种建立在已有各类文本之上的多维杂合改写，翻译必须以译入语读者为导向，必须具有可读性。(Dent-Young & Alex Dent-Young, 1994~2002)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自身身份和翻译思想的三重熔铸下，登译的翻译目的也就十分明晰了：一、面向没有汉语专业知识的大众读者，所以要尽可能地增强英译本的可读性；二、传达《水浒传》中的异国风味和神秘色彩；三、传达《水浒传》中反映出的政治背景、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现实后果。
2.3 《水浒传》英译的版本选择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70年英译工作在翻译目的上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直接影响到译者对原作版本的选择和对前译本参照的选择。
通过对4个译本的译者序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各译者对原作版本的选择都不是随意的，而是直接服务于自身的翻译目的，并契合于社会政治文化需求和自身的价值取向的。赛译本和杰译本都是70回，依据的原本都是金圣叹腰斩的70回本《水浒传》，虽然杰译本没有前言说明，但赛译本比最早的杰译本早4年，而且在欧美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杰克逊可能参照了赛译本。沙博理翻译的是100回，译本参照了70回和100回本的《水浒传》，前70回依据的是金圣叹的评定本，后30回则用的是容与堂的100 回本，这在他的译者前言中有明确的说明。登译本是120回，参照版本的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在译者前言中说，在原文版本上他们主要参照了1969和198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20回本，也参照了其他各类的版本，如1958年香港Chung Hwa Book Co.出版的《水浒全传》。在译文版本上参照了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英译本和雅克斯·达尔斯(Jacques Dars)的法译本。以上情况表明，《水浒传》英译依据的版本日益杂交化，互文性的特点十分明显。
具体而言，赛珍珠选择70回版本主要是因为她认为在《水浒传》的(70、75、100、115、120、124) 6 个版本中，70回本《水浒传》“出色地刻画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它描述的不仅是中国的过去，而更是现在。小说不仅是对过去人民的写照，也是对当今社会的写照”，（Pearl, 1933:viii ）它 “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而120回本的“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陈敬，2006 ：99）这就使得小说的“目的昭然若揭，去掉了小说的革命文学的立场，转而成为迎合统治阶级需要的道德说教。正像可能预见的那样，这样的结尾失去的正是70回版本内容和风格的精神和活力”。（Pearl, 1993:viii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体认，她才选择了70回本作为自己翻译的原本，并通过译序反复强调其“现实”意义，反映出了她对中国20-30年代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并将这种关怀提升到“全人类的意义”的认识层面上，从而准确地回应了其翻译此书的目的。
杰克逊同样肯定《水浒传》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价值。在他看来，《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这一观点是其“普遍文化观”思想在翻译活动中的一次极为明确的投射。在其译本的扉页上，他引用了英国诗人、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贝洛克（J.Hilaire Belloc ）③所说的一句话：“翻译是民族间的一种秩序状况，因而也是民族间的一种地位状况。
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正是这种状况造就了一种普遍文化的存在。”看到这里，杰克逊选用70回版本作为其译作原本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而对于沙博理而言，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时空、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决定了他在版本选择上的无奈。
沙博理的下列话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其复杂的心理状态。他说：“100回版本更接近于那个方针的要求”。因为“70回版本是以盗寇仍在被追捕中而结束，而其他的版本则让这些盗寇归顺了皇帝，摇身一变而为追捕‘其他造反者’的追捕者了”。（Shapiro, 1980:viii）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沙译原本的选择实非出自译者所愿也。
登氏父子在版本的选择上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征。20世纪末的20年间，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文化领域中各种思潮的兴起，对这对父子的影响无疑是真切而深刻的，从他们的译者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明显的政治文化倾向性。他们十分关注《水浒传》自身的文体特征和艺术价值，关注书中妇女的地位和一般人物的生活方式，并以观赏和猎奇的眼光向西方读者展示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反叛、暴力、淫秽、喧闹、报复、欺骗、撒谎、野蛮、残忍等，而对书中忠诚、和谐、忠贞、宽仁、仗义、诚实、文明、仁慈的一面却少有关注，而120回版本中所展现的投降、背叛等内容，似乎为这种带有明显西方宗主国后殖民主义倾向的翻译价值取向提供了全面的依据。
三 《水浒传》英译的策略与方法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一般而言，对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析出可通过研读其译序、注释、相关的访谈实录、书信往来及其发表的专题文章等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置于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来获得。然而，这些资料有时也会带有欺骗性。笔者通过对4个英译本上述资料的研读分析，结合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他们具体的翻译实践发现，情况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的有些现象十分引人深思。篇幅关系，我们无法详细论述，这里只做一简要介绍。
3.1 赛译的策略与方法
在讲述翻译策略和方法时，赛珍珠在其译者序中声明她的翻译方法是直译，……她尽量保留了原作的意义和风格，甚至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些即使是中文读者也不很感兴趣的内容。……对原文中那些质量不高的打油诗照样译成了打油诗 （Pearl, 1933:v ）译后又和中国的朋友一起通读了译本，逐字对比了译本与原本。”（Pearl, 1933:ix ）赛的自白表明，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异化翻译，她所使用的方法是直译方法。然而，笔者通过对赛译文本的细读却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赛珍珠所采用的完全是一种“隐形的归化”策略（孙建成，2007 ：106），即借异化之形（语言形式），行归化之实（文化内容），完全服务于其翻译目的。这样的异化“对异域民族和文化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低估的，有时甚至超过归化翻译策略规范下的意译方法”（同上）。
3.2 杰克逊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杰克逊是4个译者中唯一没有撰写译者序的，但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他在译本扉页中引用了英国哲学家Belloc的一句话，而事实上正是这句话道出了其翻译策略方法背后的玄机：翻译是一种秩序，是民族地位的象征，它造就了普遍文化的存在。从对杰译本的细读中我们也发现，杰译对原文本进行了大量任意的删节和改写，体现出译者西方文学形式规范中心论的价值观念，是西方“普遍文化”意志和权力对原语文化进行蔑视和侵犯的典范。
3.3 沙博理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沙博理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介于赛珍珠和杰克逊之间。在他的译本中，他努力克服直译的“困难”和意译的“不准确”，力求达到“意译 准确”的效果。总体而言，沙译比较好地贯彻了这一策略和方法。然而，细读沙译，我们也不难发现，沙博理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实际上是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结合，是意译和直译的结合。他对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删节和改写，因而他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压抑和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3.4 登氏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登氏父子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译者序中有着明确的陈述。他们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有妥协的成分。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译出一个可读性的英语读本，这决定了我们的一些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尽力避免任何在英语中会造成不适当意义和联想的表达法，无论其与汉语的字面意义如何密切，也不允许出现任何对我们来说与英语语境意义不符的东西……我们在词序和句长上很下工夫，旨在保持英语行文规范的连贯、重心和节奏。”(John and Alex Dent-Young, 1994: xii ~xiv)因此，我们可以说登氏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是一种归化+意译的策略方法，带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
五、结论
以上我们对《水浒传》4个英语全译本70年的翻译历程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并对其中的一些翻译现象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启示：
1． 在《水浒传》英译的历史长河中，尚没有由中国裔的译者翻译的译本，对于这样一部富含中国文化，具有独特语言特点和叙事结构的中国英雄传奇文学巨著的对外传播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 翻译目的不仅是译者个人价值取向、艺术偏好的产物，而且还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的多重影响和制约，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结果也会引导译者对原作的选择；
3． 一般而言，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但《水浒传》英译的历史实践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也会出现相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而相同的翻译目的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就是说，翻译目的影响并制约翻译策略和方法，但并不从根本上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
4 ． 4个译本由于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不同而带有明显的时代意味和特色，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但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赛译借传播中国文化之名，行宣扬基督文化之实，沙译意在两种语言文化的交融，杰译旨在体现“普遍文化”的中心地位，登译强调大众的接受。
5． 4个译本由于译者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不同都对对原著进行了调整、变通、删节和改写，从而在接受了原著的一些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压抑和排斥了原著的一些内容和形式，表现出译语与原语既契合又悖离的双重特征。
6． 70年的《水浒传》英译历程所展现出来的种种翻译现象，为我们广大的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值得译界全体同仁深思和探讨。
最后，笔者想引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在2007年4月6日至7日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主办，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译林出版社承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来结束本文。“当我们在新世纪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时，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应更加注重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五千年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理应对新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要承担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译外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因金圣叹的70回本在思想内容上已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且在国内外影响最大，故笔者将70回以上版本均视为全译本。
②沙博理在其自传《我的中国》一书中说，他在美国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任律师。二战期间从部队中抽调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1947年到中国上海，1948年到北京。
③黑莱尔·贝洛克(J.Hilaire Belloc)(1870-1953)英国诗人、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作品流露出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写有轻松诗集多卷、《英国史》4卷及传记等。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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