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评估(上)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评估
何三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摘 要： “关联理论”的焦点是认知与交际，认为翻译是一种依据不同的文本语境追求译文最大趋同度的动态推理过程，并以此追求译文的灵活调变和辩证取舍以及译语语篇与源语语篇之间、交际与意义之间最大程度的趋同。关联理论强调原交际者的目的和受体的期待在认知环境相关的方面与原文相似。本文认为译文的最大关联就是追求译文优劣的趋同原则，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模式，评价的参数是以源语与译语之间的语境效果的强弱为关联，“关联理论”是译文质量评价的理论根据。
关键词：关联理论；交际过程；认知；推理；最大关联；翻译质量评估
1.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与翻译质量观
Sperber 和 Wilson（1986/1995 ) 秉承了 Grice （1967）的人类交际行为不仅涉及编码/解码手段，而且还涉及推理机制的交际观，构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 ），该理论是西方较有影响的认知语用学理论，是对语言哲学领域内关于语言交际的一种解释，其焦点是“交际与认知”的关系。Wilson的学生Gutt （1989，1991，2000 ）率先把这一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认为翻译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关联性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听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在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人们对语码的选择所依赖的也是关联性。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1）交际双方的‘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 ），（2）最佳的认知模式，即关联度。”（赵彦春 2005：115）依此追求译文的灵活调变和辩证取舍以及译语语篇与源语语篇之间、交际与意义之间最大程度的趋同原则。
根据“关联理论”互明的基本条件，作为语言交际活动的翻译，所涉及的作者、译者、读者是一种三元交际范式，其中作者首先把信息意图表现出来，完成交际的明示过程；而“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也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即作者为交际者，译者是受体；译者为交际者，译文读者是受体（赵彦春，2005：112-117）。一方面译者需要通过关联进行推理，借用认知语境中的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推断出语境暗含结果，完成受体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借助所推断的信息，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成功，完成交际者的任务，形成交际的推理过程。这种交际活动是一个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 推理过程”（见图一）。关联理论的核心是推理，寻求最大的关联度；译者所要作的是最大限度地使受体（译文读者）对所提供的信息“认同”（陈小慰，2007：60-65）。 “关联理论提出了两条人们在交际中下意识遵守的关联原则”：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前者追求“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而后者为“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文军，2006：233）。显而易见，关联理论对翻译活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无论翻译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语言习惯等诸多因素，关联理论都能很好地诠释翻译的本质，以确保各类文本信息本身的效度和信度。
翻译效度和信度是译学致力探讨的内容，其实，翻译的效度和信度就是翻译的趋同度，翻译的趋同度就是翻译质量评价的尺度。效度“取决于是否体现了交际者的意图，是否满足了受体的期待。”（王治琴，2005：10；赵彦春，1999/2005）简言之，是实现原作意图的程度。信度是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基础上，尽量忠于原作，不断向源语意义趋同。其趋同度是受体是否对交际信息能够认知、感受和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和译文读者都是受体，首先是译者对源语交流信息是否认知和感受，然后是译文读者是否对译文认同。在这样一个翻译活动中，可以看出“交流效度在翻译参数体系中权重最大，其次才是信度等相关要素。”（王治琴，2005：10）因为确定原文作者（交际者）的意图是保证交际效度的前提，完成交际和实现交际效度取决于译文读者的认同和期待，这一过程和其中的关系透视出了翻译的本质。关联理论 对翻译信度仍然具有包容性，人们谈起翻译信度，总以为就是对原文完全的“忠信”。事实上，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认知过程，认知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只能是趋同于“对等”和关联于“忠实”，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忠实的对等交流。
关联理论盘活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和“对等”等静态概念。译本是静态的，而翻译活动是动态的，翻译研究不仅要研究静态的译本，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动态的翻译过程，这样翻译研究才具有意义，才更具全面。“忠实”与“对等”等概念是人们研究文本的静态行为的最高追求，如果用关联理论审视过去的一些概念，就会发现它们是对的，这是因为关联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与翻译质量观，盘活了一些传统的翻译概念，科学地解释了翻译是从译本的静态状态转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这就是衡量译文质量优劣的标准。
2. 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探索
中外翻译质量评估研究综述
House是当代较早系统研究翻译质量评估方法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她提出了“翻译质量评估模式”(A Model of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1977)，及其修订本《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1997)，这是世界翻译理论界公认的具有完整理论和实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Mcalester 2000:231 ；仲伟合 2001 ：31-33；司显柱2005 ：182）。其实与House 同 时 期 研 究 翻 译 质 量 评 估 的 还 有 其 他 西 方 学 者，如Reiss （1968，1971），Klegraf ( 1974), Popoviě（1976 ）， Koller ( 1979 )等，他们的评估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分析比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错误，其标准是“量化”与“非量化”的取舍。House （2001 ：244-249）把西方这些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分为四大流派：心灵主义流派；反应主义流派；语篇主义流派和功能-语用主义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是Reiss 的语篇类型评估原则和House 的功能-语用原则。Reiss把以往注重词语、句法层面的研究扩展到语篇参照的评价模式,文本侧重的焦点分为内容、形式和感染作用，使得译文质量评估向前迈进了一步。House依据语言/语篇、语域和体裁三个参数构建了新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其核心为功能对等。该模式运用上述 个参数来分析和比较原文与译文，以寻找两者之间的差异，“划分出在3语篇体裁和语境方面的‘非对应’（mismatches ）或‘误译’（errors）。语境方面的误译被House称为‘隐型错误性误译’（covertly erroneous errors ），而指称方面的非对应或目标系统方面的误译则被称为‘显型错误性误译’（overtly erroneous errors）。”（Munday 2001:93 ）归纳之，西方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大体可分为原则参照模式（standard-referenced）和参数参照模式（criterion-referenced）两类。原则参照模式包括反应原则参照、语篇类型原则参照和功能原则参照等模式。反应原则强调读者的反应对等原则，即可读性和信息性原则；语篇类型原则参照模式以语言的信息、表情和操作（Bühler 1934 ）为基础，突出文本类型原则，从而把纯语言层面的意义拓宽到翻译的交际目的上；功能原则参照坚持功能－语用对等，寻求译文的目的、功能和效果。参数参照模式是评估人设定若干相关参数并给出其一定权重，以参数为参照来对比、分析和评估原文与译文，然后给出评估值，该模式强调的是定量分析与研究。
其实，我国对翻译质量评估研究并不算晚，最早可首推吴新祥、李宏安（1984），他们认为等值是译文评价的基础。1987年，范守义以隶属度对译文进行定量分析，其核心是译文信度，评价单位为句子，评价的依据分为句法结构、词义搭配、修辞色彩、风格层次、逻辑结构、形象变通、心理转换、社会规范以及双关语义9个层面，穆雷（1991）在此基础上，设置信、达、雅3个范畴，并为每个因素定为“很好、比较好、一般、不好”4个等级，至此我国翻译质量评价模式初显端倪。辜正坤（1989）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模式，随后不少学者（冯志杰冯改萍1996；彭春艳2004）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以信息论和模糊数学理念的多级评判法对译文进行评价。2005年侯国金在语用学的视角下提出了语用标记等效翻译原则来评价译文。
近几年，我国学者对西方的翻译评估模式开始青睐，仲伟合于2001年首次推介了House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屠国元、王飞虹2003年发表了“跨文化交际与翻译评估--J. House《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述介”书评，再次评介和介绍了House 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随后，我国不少学者（司显柱2004/2005 ；张美芳 2005 ：27-31 ；杨晓荣 2005 ：180）对House 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介绍、评述、引用或研究。可以说我国在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就整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仍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评介层面，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系统性，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西方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和我国的翻译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研究，难免带有一定的
片面性。就此理论的实证研究更是难以寻觅，缺乏科学的理性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译界对翻译质量评估重视程度不够，甚至怀疑有这样的模式存在。
纵观中外研究状况，翻译质量评估研究从问世到今天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各种批评由多到少，评估模式由难以置信到众多学者着手分析研究。就House的模式而言，她的“评估模式似显得‘质化’有余，‘量化’不足”（屠国元王飞虹2003：60-62），而且她所采用的译例属英德双语间的评估，语种间的差异可能会造成翻译质量评估方法的不同，但是“人们在这一领域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仍十分有限，尤其在构建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方面目前仍无人能及其右”（司显柱2005：191），说明了House评估模式意义的重要，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着手借鉴她的模式来研究更为实用的评估模式。
翻译质量评估宏观模式探索
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应该有宏观模式和微观模式之分。我们认为，关联理论是站在交际与认知的角度下来解释翻译过程的，在理解文本语域各要素时，语境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专家们对语境也有各自的理解和划分，纽马克（1991）认为语言层面上存在着词语搭配、语法功能及其语序的语境，和言外层面上的词语由真实或想象的情景、文化背景、话题和与读者共享的经验所组成的语境两种语境。Hatim 和Mason(1990)则把语境划分为交际、语用行为和互动三个范畴。Bell （1991）把语境划分为直接情景、语句语境和话语世界三个层次；Gutt(1991) 依据Sperber 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构建了一种新的语境模式――认知语境。也有专家（Georgakopoulou, 1997；李运兴2007 ）认为，翻译语境可分为四种类型：情景语境（即交际参与者、交际目的、交际者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具体场合、社会背景）、文化语境（语言小区规范、言语行为的类型、交际主题）、语言语境（即上下文）和认知语境（有关习俗、制度和规范的知识；共享假设；推理过程）。李运兴（2007：37）把这四种语境归为两类，第一大类是语言学视角（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言语境），是“以语篇自身和其运作背景为考察对象”；第二类为认知视角（认知语境），“以参与者的心理活动为关注焦点”。语言学视角下的语境是源语文本所固有的，译者对翻译语境的认知更为重要，因为译者的翻译思维是一个系列推理过程，这种推理有赖于各种语境因素，认知语境的不同导致同一语篇的不同解读，凸现了人类思维中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经验用于语篇理解和构建过程中。
成功的翻译往往要求译者能够根据动态语境进行推理，而动态语境又依赖于语言与环境的关联，这时推理便是译文质量的核心部分。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和翻译质量观为我们构建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提供了理据，翻译是一种交际过程，交际的本质是推理，即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见图二）。该过程又体现了语境效果与关联度的强弱，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处理努力和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好，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则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越强。”（文军，2006：233）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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