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外事业中的人才对策(2)
(作者 张西平)
如果过去这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冷漠,主要是受制于苏联单一式办学模式的影响,那么当前外语类大学在教育思想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重大冲击,一个是市场化的影响,一种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在大学中弥漫,另一种是所谓国际化的思路,认为与国际接轨就是越洋越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视为落后的文化。我认为这两种看法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要克服单一类外语院校的缺陷,在外语院校开办商学院、法学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目前所有外语学校走的路。但必须注意,开办这些学院并不仅仅在于使学生有一个好的工作和学会一种技能,更在于从大学获得一种人类的基本人文理想后去从事这些职业。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大学的灵魂是人文主义,是人文精神。一个外国的哲学家说,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的,而是为了理性而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是哲学怀疑,它保持着伟大的行动、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对潮流挑战和质疑所有的思想。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社会良心,是社会批判,是对人类良知的传承和维护。所以,国际化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来改造中国大学,如有些学者所说,大学需要国际的视野,同样需要本土的情怀,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文化之精华,不然就会食洋不化。
在外国语大学开设中国历史文化课,绝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授问题,而是一个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接受,是一个价值理念的重新确立的问题。在外国语大学必须理直气壮地讲中国文化的价值,应该使学生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像费老所说,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就发展不起来。因此,历史和传统是我们这个文化延续下的根和种子。在外语类大学要形成一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和风气,这就是文化自觉,这才是外语类大学安身立命之处,只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才能从技术上开设中译外这样具体的课程。
第二个问题,要尊重海外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和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成立于1996年,中心所创办的《国际汉学》是目前国内第一份以海外汉学为其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目前中心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海外汉学重要的阵地。大家知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就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目前已经翻译出版的海外汉学家的学术著作已达200本之多。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关注和热情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和学术研究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学问,无论是传统的文史哲还是当代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已经不再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独有的专利。中国的学问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汉学和中国学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近20年来,在西方传统学科中,汉学和中国学成为发展最广的学科,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15%的速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表现,汉学和中国学的强大是中国强大的一个表征,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正像人们所说的,语言与文化的强大是民族昌盛的特征,现在全球有近千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就有6000名职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学生有近千名之多,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500部之上。面对这个庞大的学术群体,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无视他们的存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文化,中国文化要想显示出世界文化的意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与海外汉学展开对话、沟通、批评、讨论和互动。那种认为老外做中国学问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学术上无知的表现。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精学变为近现代的学术,除去自身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海外和西方汉学家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新学衰落,实学兴起,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千家学派,其学问的转向受到了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互动的一个例证。晚清已降,民国以来的西方汉学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汉学的发展。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中国知识分子从精学和四部转向现代学术所得到的直接帮助就是西方汉学。当年,法国汉学家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东方学的产生,瑞典汉学家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当时汉学从精学转到现代学术的中国国学的冲击和影响,陈先生表达的一席话最为真切,他说现在中外学者都在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日本如何,没有谈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夺回北京。陈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开创者,很重要一条是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就当代来说,汉学和中国学对中国的学术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只要提一下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李约翰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够了。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并不整齐划一,他们中许多人研究也隔靴搔痒,文不对题,汉学家也分为三六九等,他们中许多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讨论,甚至批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文化始终抱着热爱、敬重的态度,他们几十年甚至一生为中国文化向海外的传播而付出劳动,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汉学家付出的努力,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存在表示尊重,应该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与他们积极的对话,整理他们的学术著作,以促进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对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的领域,
我在这里讲海外汉学的目的在于,几百年来,这些国外的汉学家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经典,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作品,对汉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不了解,就会影响我们的中译外的工作展开。我们汉学中心的李远浩博士最近在德国给我发了一个德国汉学界近几十年来所翻译的中国小说的目录,看了以后,基本上70%的中国小说都被译成了德文,这说明他们工作的勤奋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他们翻译时有文化理解的问题,从翻译理论上来说,任何翻译都是文化的再创造,我们对他们的再创造应该展开学术的讨论、批评和互动。但是,目前在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对话、批评与积极的合作,是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海外汉学中心准备对国外汉学界的翻译成就做系统的整理,我们准备对20个国家中国典籍的翻译作出目录,以供中译外做基础性的工作,使我们了解西方汉学家做了哪些,没有做哪些,做好哪些,没做好哪些。我们只有同国外汉学家展开积极平等的对话、批评、合作、互动,才能使我们的中译外取得比较快的发展。我们要防止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做的方式,我们同时也要防止一些汉学家在翻译中出现的误区,我们不能走上世纪关起门来做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翻译的作品走进各国的读书界,走不进对方阅读界的翻译是失败的翻译。所以,与国外汉学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批评、讨论、互动和合作,是目前解决中译外人才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
张西平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文学院副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代表著作有《中国和欧洲早期哲学于宗教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编)等
(文章来源:2007-04-07 中国网)
(编辑:tw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