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中译外事业中的人才对策(1)
谢谢各位专家,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译外事业中的人才对策”。首先说明,我这个论文在发言前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院长孙教授做过交换,是我们俩共同的勤劳,以我个人的名义在这儿做发表。
下面我宣读我的论文。
在目前的中译外事业中,人才是瓶颈,我想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第一,讲一下改革国内的外语教学,加大对外语类学生的中国文化训练,使其树立起文化自觉。
如何看待外语教育,这对外语人员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目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外语技能的训练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培养出复合型的外语人才。例如目前对英语教学的目标是这样界定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济、经贸、文化、科技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语言技能加实用知识的目标,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以其为目标的培养方式也许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说,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教育。
正是这种教育思想导致了目前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院校的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能力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实用性和应用性教育成为目前外语教育的主导思想。这种教育哲学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弱,学生中物欲化情绪、功利化情绪日益严重,在文化素质上的粗俗和浅薄日益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从教育的根本理念上,重新认识外语教学的本质。
我有两条意见。第一,回归人文主义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如果从图文馆的外语教学算起,中国的外语教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如果从康熙时代的俄罗斯馆算起,中国的外语教育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真正大学体制中的外语教育起始于清华大学,清华外语系成立于1926年5月,成为西洋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言文学系。1926年外语系成立的时候,制定了西洋课程总则规定,外语系培养博雅之士,所以博雅又解释为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中西精神思想而互为传播。一方面规定学生比较选修属于全体研究的各个时代的东西方文学,求一贯通而博雅,另一方面要为局部之深入。由于清华外语系在教学中将英国戏剧教学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至于后来培养出了曹禺等著名的戏剧家。清华外语系还开拓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吴宓先生的文学延伸在中西文化的相互阐释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所培养的学生如钱钟书等,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坚力量,成为当代学术之大师。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国良先生1935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调入院校。许国璋先生也是在英国毕业后调入北外。王先生所开创的新时期的比较文学,他的英文著作《论切合》至今仍是所有比较文化所必读之书。许国璋不仅是语言学家,也是我国最早的雪莱研究学家。王先生曾说过,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语言会学得更好。语言之魅力,风格之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精神世界,但二者又必须通过艺术融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能力同思想的洞察是相互促进的。
所以,应该回到中国外语教学的这种传统中去。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对单一学科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用今天的话来说,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就是通才教育,蔡元培先生这个说法,对今天中国外语院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回归到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是当今外语大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编辑:tw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