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译研究40年：历程、成就和展望
摘要:本文全面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以近40年发表的外语类核心期刊口译论文、口译研究著作和博士论文以及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口译论文等文献计量数据为基础，从研究数量、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和发展趋势。中国的口译研究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发展期”、21世纪头十年的“新兴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行中的“多元发展期”。中国口译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期刊口译论文质量不断提升，口译理论和方法论建构逐步加强，口译教学研究成就斐然，语料库口译研究成果突出，口译研究新生代力量涌现，部分中国口译学者开始走向国际。
引言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对口译人才的需求增长以及口译教学在院校中的正式开设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在北京外语学院设立“联合国译员培训班”，90年代中期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高级翻译学院，2000年新修订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大纲中口译成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必修课程，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高级翻译学院，2005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高级翻译学院。2006年起教育部批准设置翻译本科专业，至今已有200多家院校设置翻译本科，多数院校课程设置中包含口译课程；2008年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至今亦有200多家院校招生，其中小部分有条件的院校设有口译方向。随着口译教学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口译研究亦呈兴旺之势。
本文将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以近40年发表的外语类核心期刊口译论文、著作和博士论文以及中国口译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等文献计量数据为基础，从研究数量、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和发展趋势。
1.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概况
自1978年《现代外语》（1978年第一期）和197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一期）开始发表口译论文以来，中国口译界开始了至今40年未间断的研究历程。根据基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数据所作的多项文献计量显示，近40年来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口译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两个年代的发表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相关文献计量研究有穆雷和王斌华（2009）关于1978~2007年口译研究期刊论文的统计、Wang（2015）关于2008~2012年五年核心期刊口译研究论文的统计、王茜和刘和平（2015）关于2004~2013十年期刊口译研究论文的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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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发表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口译论文只有27篇，中国的口译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论文所探讨的议题多停留在经验介绍层面，不少论文只提出了一些现象和问题而未从理论高度展开深入讨论。
作为这个时期中国口译界的标志性事件，1979年“联合国口笔译员培训班”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开设，到90年代初为止共培养了近100名口译学员。
1990~1999年间发表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口译论文共有112篇，中国的口译研究进入了“初步发展期”。这一阶段的论文多以口译技巧的经验总结和教学方法规定性探讨为主，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口译研究尚缺乏理论指导。虽然有少数学者（如鲍刚、刘和平等）关于口译教学理念的探讨开始注意和口译理论的结合，但理论视角尚比较单一，主要是释意理论。
在这一时期，专业口译教学开始在院校中启动。在90年代，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设立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英文学院设立了翻译系，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厦门大学均开设了专业口译课程，北京语言学院也在法语专业中开设了专业口译课程。
1996年和1998年召开的首届和第二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口译学术活动，标志着中国口译研究开始进入有研究领域意识的发展阶段。
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口译专业在一些高校的正式设立以及口译实践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口译研究进入了新兴期，2000~2009年外语类核心期刊共发表口译论文251篇。这一时期不仅口译论文数量有明显增长，相当于前一时期的两倍，而且研究质量明显提升，口译研究者开始摆脱传统研究视角，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刘和平2001a），不满足于提出一些规定性的口译和口译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而是开始尝试探究口译的内在规律和教学原则、方法背后的理念。
在这一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相继设立高级翻译学院，口译研究博士生的培养也相继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院校展开。
在这一阶段，“全国口译大会”持续每两年召开一届，成为凝聚口译研究力量的重要学术活动。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口译大会以“口译专业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为主题，重点研讨了中国口译走向专业化道路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如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和口译的市场化等问题，并在口译培训和认证、口译理论和跨学科研究以及口译教学与评估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慕媛媛、潘珺2005），并开始在会后出版全国口译大会论文集。
2010~2017年核心期刊口译论文总计300余篇。这一时期不仅发表论文数量继续增长，而且研究质量显著提升，研究主题呈多元化态势，研究方法亦更加多样化。
这一时期中国口译研究的蓬勃发展与两股推动力密不可分：一是中国内地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相继设立；二是中国口译研究界加强了与国际口译研究界的交流。
在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者与国际口译研究界代表人物的交流互动促成了国际口译研究权威期刊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nterpreting于2009年出版中文口译研究专辑，并于2011年在 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著名的“本雅明翻译研究系列”（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中以《中文口译传译中国》为题独立成书出版，成为“中文口译研究界面向国际的一次集中展示”（王斌华、郑洵2011）。
在这一时期，中国一些青年学者陆续完成口译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成为中国口译研究的新生力量；一部分中国的口译研究者开始走向国际学术界，或在国际重要译学期刊发表论文，或应聘国际知名院校的教职，与国际口译研究界形成互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出版口译教材近300部。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的口译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口译著作和论文集，著作数量达到30多部，论文集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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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随着翻译专业本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在诸多高校的开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均广邀专家学者，出版了面向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的口译教材系列。这两个出版社的口译教材系列具有系统化和立体化的特点，不仅面向本科生和硕士生区分了不同的教学层次，而且对于不同的口译技能（如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视译、联络口译等）不同教材各有侧重。这两个系列的口译教材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口译教学研究的新发展。
博士论文是一个学科领域中系统和深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口译研究博士培养从无到有，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突破，至今中国已培养了几十位口译研究方向的博士，大多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其次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
中国口译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口译过程、口译产品、口译教学和译员角色、口译研究史和口译理论思辨等。根据穆雷等（2016）的统计，口译过程研究约占36%，口译产品研究约占26%，口译教学研究约占13%，口译研究史和口译理论思辨约占17%，译员角色研究约占8%。……
公开出版的著作是一个学科领域中系统和深度研究成果的标志性体现。中国口译研究界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推出的“口译研究卷”、外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学博士研究论丛”的口译研究系列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两部口译研究基础著作。
作为国内口译研究学术地位提升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直以来影响颇大的“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2005年起推出刘和平主编的“口译研究卷”，已出版四部论著，包括：鲍刚（2005年）《口译理论概述》、刘和平（2005年）《口译理论与教学》、杨承淑（2005年）《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蔡小红（2007年）《口译评估》。
鲍刚、刘和平和蔡小红均为法语背景，与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渊源颇深，他们的著作代表了“释意派”口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教学中的系统应用。鲍刚（2005：9、18）的《口译理论概述》以释意派口译理论为纲，对口译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口译员的素质和能力进行了探讨，对口译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他总结了十类研究方法：经验总结法、归纳思辨法、内省法、黑箱法、现场观察法、调查法、原/译语资料分析法、口译模式设定法、实验法、跨学科借鉴法。刘和平（2005）的《口译理论与教学》首次明确了口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第一章标题“口译研究是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国内外口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第二章），结合新世纪口译行业蓬勃发展的趋势对国内口译职业化的进程进行分析（第三章），在探讨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关系的基础上对不同层次的口译教学和培训提出了相应的教学设计方案。
杨承淑（2005）的《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包括“应用外语篇”和“专业口译篇”，前者以大学层次的主、副修“一般口译”教学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以硕士班的“专业口译”教学为研究对象。她提出了八条口译的一般原则，她把口译教学的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知识、技法”，并探讨了“一般口译”的教材、教法等具体问题。在“专业口译篇”中，她以“会议口译”的教学为研究重点，探讨了这种“专业口译”教学的教学目标定位、核心课程规划、教学条件问题以及口译“专业考试”设计等研究课题。蔡小红（2007）的《口译评估》汇集了作者在口译质量评估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回顾口译评估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口译质量评估的定义、参数、方法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厘清了三种口译评估的类型，即职业口译评估、口译教学培训评估、口译研究评估。
其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推出了“翻译学博士研究论丛”的口译研究系列，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张威的《口译认知研究——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2011年）、任文的《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2010年）、王斌华的《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基于现场较大规模语料的分析》（2013年）、詹成的《政治场域中口译员的调控角色》等（2013年）。
此外，仲伟合领衔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口译研究团队于2010年出版了两部口译研究的基础著作《口译研究概论》（中译本）和《口译研究方法论》。前者有助于国内各语种的口译研究者全面系统了解国际口译研究的概况，后者作为国内第一部口译研究方法论著作，有助于推进口译研究的科学化、学理化和学科化（蓝红军2013）。《口译研究方法论》一书由三部分组成：口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选题与方法。全书共十章，包括中国和国外口译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考察、口译研究的学科理论、口译研究的方法论、口译过程研究及方法、口译产品研究及方法、口译质量评估研究及方法、口译职业活动研究及方法、口译教学研究及方法、语料库口译研究等。
首先，中国口译研究的期刊论文发表档次稳步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口译论文中发表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比例逐渐加大，目前已占到论文总数的25~30%。核心期刊的口译论文从早期主要发表于《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语言与翻译》等翻译类期刊，在近十年来已扩展到所有外语类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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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期刊口译论文的研究主题逐步多元化。Wang（2015）比较了前30年和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译论文主题分布的情况，有如下发现：从数量比例上看，口译技巧和经验总结类的论文大幅减少，口译过程研究的论文增长迅速，口译教学研究和口译理论和学科建构的论文稳步上升，关注口译新形式的论文从无到有。从2008~2012年口译论文口译教学研究主题之下的子题构成来看，以“口译教学、口译培训、口译训练、口译办学、口译人才培养”为关键词的宏观议题和以“口译能力、口译课程、口译测试”为关键词的中观议题占3/4，以“教材、学生、笔记、译入外语、教学方法”为关键词的微观议题占1/4，这说明研究者在密切关注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开设后口译教学中的现实问题，在积极从各个层面探讨口译人才培养的理念、口译教学从课程到教材和测试的系统流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另外，口译研究界开始关注国内近年出现的社区口译和电话口译等口译的新形式，手语传译亦开始进入口译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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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期刊口译论文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比例上升。早期的口译论文多以国外院校和组织的介绍、口译技巧的经验总结和口译教学方法规定性探讨为主，世纪之交过渡到对西方口译理论（主要是释意理论和口译认知负荷模式等）的应用，近十年口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Wang（2015）关于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译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显示，包括实验法、观察法和调查法在内的实证性口译研究论文占28%，其次为理论建构和思辨类论文（26%）、口译技巧和经验总结（17%）、结合理论的应用型分析（16%）、文献分析和综述（13%）。
从20世纪90年代末鲍刚和刘和平对巴黎高翻释意理论的介绍和发展，到本世纪初期刊口译论文中对西方口译教学理念和口译认知处理模型的介绍和引进，到近十年来多位学者对口译研究学科理论建构、方法论建构和口译研究的发展路径进行的设计和探讨，中国学界的口译理论和方法论建构意识逐步加强。
王斌华和穆雷（2008）梳理了西方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口译研究的主要课题，在分析口译研究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对口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进行了初步设计。2010年，《中国翻译》连续两期刊发仲伟合和王斌华关于口译研究学科理论建构和口译研究方法论建构的两篇论文。仲伟合和王斌华（2010）讨论了口译研究的学科名称和学科归属，构建了“口译研究的学科框架”，并全面检视了口译研究的五种视角和相应的研究范式。仲伟合和王斌华（2010）从学科视角建构口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构建了“口译研究方法论体系”，总结了口译研究的六种主要方法，并规划了口译研究设计和实施的具体方案。
此外，张吉良（2009）系统梳理了巴黎释意学派的口译理论成就，高彬和柴明颎（2013）梳理了西方同声传译理论的发展路线，许明（2013）在厘清同声传译的研究客体和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同声传译研究的框架模型，并回顾了各种研究方法的代表成果。张威（2012）分析了口译研究的跨学科探索的“萌发期”、“停滞期”、“成长期”、“调整期”的阶段特征，总结了口译跨学科研究的成就，并提出了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的思路。
李德超和唐芳（2012）通过比较西方翻译研究范式与口译研究范式之流变分析异同背后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二者在策略、角色和规范等方面相互促进的可能性，籍此厘清口译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促进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良性互动。余静和王斌华（2016）探讨如何借助翻译研究的多重视角，拓展口译跨学科研究的主题和方法，深化口译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口译研究的实际提出一些具体的研究课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厦门大学等几所口译教学方面先行的院校进行了口译教学实践的探索，本世纪头十多年来多所外语/语言专业院校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高级翻译学院等进行了专业口译教学实践和研究的探索。如今，口译教学已成为中国口译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
仲伟合（2001a）系统总结了连续传译（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口译训练的模式、内容和方法，他（2001b）全面总结了英汉同声传译的技巧与训练方法，提出了译员的知识结构公式，并初步规划了专业口译的课程设置（仲伟合2003）。上述三篇论文均成为口译教学研究中的高引用率论文，对中国的口译教学影响深远。仲伟合于2006年集合翻译学界力量，首倡设立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仲伟合2017），推动了中国的翻译教育（包括口译教育）向专业化发展。
刘和平（2001a；2001b；2002）在本世纪初开始提出基于释意理论的技能化口译教学法原则，并在近年对口译教学体系（刘和平2008）、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教学（刘和平2009；2011）、翻译教学模式（刘和平2013）、口译教育理念（刘和平2016）进行了系统探讨和总结。她（2005；2017）的两部口译教学研究的著作是中国口译教学理念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专业口译教学模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为教育部批准的“翻译”本科新专业和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首批试点院校之一，“在翻译教学特别是口译专业教学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30余年的积极探索和改革创新，形成了较完善的口译专业教学体系”（《中国翻译》2016年第6期编者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全面总结其口译教学原则、口译课程设置、口译教学方法、口译教材编写和师资团队建设等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王斌华、仲伟合2010），形成了口译教学的“广外模式”。另外，作为国内较早进行专门口译教学的院校之一，厦门大学的口译教学团队从20世纪末开始出版技能化口译教材，其口译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也成为国内口译教学的一个典型，被称为口译教学的“厦大模式”（陈菁、肖晓燕2014）。
口译教学研究的成就还体现为对其理念基础的探索，王斌华（2007、2011、2012）提出以口译能力培养和译员能力发展为口译教学的理念基础，并对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进行了界定，厘清其与口译技能的差别和关系，探讨了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的构成，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专业口译教学各个阶段的设计，为国内从英语专业高年级到翻译专业本科再到翻译硕士不同层次的口译教学提供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的理念基础。王丹和王斌华（2017）以历时跟踪观察数据为基础，对口译学生口译能力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初步发现学生口译能力的发展过程以若干核心技能为标志，其发展由认知阶段经联结阶段向自动化阶段过渡，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心理学规律。许明（2016）在第三部分也探讨了口译能力的构成、听辨能力、逻辑提取能力和译语生成能力的构成与发展等问题。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领域，口译研究的理论需要建立在对口译现象充分和系统描写的基础上，近年来语料库口译研究的发展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的语料库口译研究公开发表成果初见于2009年，《中国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界》同年分别刊载了张威（2009）“口译语料库的开发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胡开宝和陶庆（2009）“汉英会议口译中语篇意义显化及其动因研究”、王斌华和叶亮（2009）“面向教学的口译语料库建设：理论与实践”。其后，国内的口译语料库建设和语料库口译研究发展迅速，建起了几个口译语料库，包括上海交通大学胡开宝等建设的“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王斌华建设的“中国总理两会记者会汉英交替传译语料库”和“中国话语外译语料库”以及张威建设的“中国口译学习者语料库”，语料库口译研究论文成为期刊口译论文中一个突出部分，约占外语类核心期刊口译论文总数的10%强。语料库口译研究在口译规范描写（如Wang 2015；胡开宝、陶庆2012；王斌华、秦洪武2015）和口译的语言特征描写（如李德超、王克非2012；胡开宝2015）等方面基于大规模数据系统描写的研究成果对于口译研究的发展意义深远。
根据相关的文献计量，如Wang（2015）关于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译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王茜和刘和平（2015）关于2004~2013年核心期刊加十本外语类期刊口译论文作者发表论文数量的统计结果，并在笔者的1978~2017年外语类核心期刊口译论文数据库中再次检索，中国口译研究发表论文数量前15位的作者为：张威、刘和平、王斌华、仲伟合、张吉良、高彬、任文、蔡小红、胡开宝、董燕萍、肖晓燕、唐芳、穆雷、李德超、康志峰/王建华/王巍巍。
在上述学者中，刘和平、仲伟合和蔡小红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十分活跃的口译学者，胡开宝、董燕萍、穆雷均于近年开始指导口译研究的博士生，带领博士生或研究团队在口译研究方面成功开拓了学术新天地。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口译研究学者均是在近十年获得博士学位（除一位以外，其他各位均是口译研究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年青学者在口译研究领域日趋活跃。由此可见，中国口译研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长起来。
中国口译研究界另一个可喜的发展是，近十年来中国口译学者开始走向国际，或在国际重要译学期刊发表论文，或应聘国际知名院校的教职，与国际口译研究界形成学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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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口译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主题包括：手语传译研究、口译教学研究、语料库口译研究、口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口译史研究、口译产品研究、译员角色研究、口译过程研究等。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口译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1） 研究主题的多元化趋势。
……
（2） 研究内容的具体化趋势。
……
（4）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实证化趋势。
……
（5） 研究交流的国际化趋势。
……
通过前文对口译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和主要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口译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口译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已在事实上存在。口译研究界在探讨口译研究的学科框架时，把“口译研究”定位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仲伟合、王斌华2010；仲伟合2003）。这种定位亦得到国际翻译学界代表人物之一Jeremy Munday教授的认同，在其影响广泛的《翻译学导论》最新版中，他指出：“鉴于口译的要求和活动内容均有很大不同，虽然口译（与笔译）有不少共通之处，或许最好是把其视为（与翻译研究）并列的领域或子学科，即‘口译研究’。”（Munday 2016: 20）
（2） 口译研究成果以实证性成果为主。口译研究经过“实证转向”之后，国内口译研究近十年来发表的论文多以实证性成果为主。无论是采用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或者系统的语料分析法，口译论文多是基于数据的实证性论文。笔者认为，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口译研究构建基于充分描写的学科基础，而且使得理念、模式乃至理论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证检验，有利于确保口译研究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口译研究不像相邻学科如翻译研究中那么多理论思辨式研究，但实证研究正是口译研究的特点，或许也是其优势所在。
（3） 口译研究同样存在理论。理论可以界定为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与命题所构成系统化的阐释。虽然大众印象往往觉得口译偏重实务，并视理论和实务为两个对立面，但实际上理论的来源是实务，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将事物的特征知识化、观念化、一般化、抽象化。从这一视角来看，口译研究有一系列学科概念，对口译行为和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亦有描述和界定，在很多方面亦有基于实证研究形成的命题，因此，口译研究是有理论的，只不过其理论不是人们惯常印象中的那种思辨式和纯理式的理论，而是多体现为实证研究中形成的命题和模式。当然，作为一个子学科，口译研究尚需在诸多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的系统化构建和阐释。
在看到本文所总结的中国口译研究上述成就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清醒地看到，国内口译研究论文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只占国内期刊口译论文总数的20~30%，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口译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仍然不高。中国口译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国际范围来看，西方口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奠定学科基础的“实证化”和“科学化”发展时期，形成了若干研究范式，包括：释意理论研究范式、认知处理研究范式、话语互动研究范式、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以目标语篇为导向的描述翻译学理论范式等。进入本世纪后，西方口译研究呈现出“向内微观探索”和“向外宏观拓展”两个方向并行的发展趋势：一是“向内微观探索”的趋势，即利用近年的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发展较为成熟的新技术如眼动仪、脑功能成像等对口译的内部认知处理过程进行探索；二是“向外宏观拓展”的趋势，即透过口译语篇考察口译行为在交际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作用，或超越口译语篇，从宏观上考察口译活动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中的作用。
随着社区口译在西方的兴起以及研究者对口译活动在社会、文化宏观语境中作用的关注，西方口译研究在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了“社会转向”（social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口译的社会-文化研究不仅仅考察口译活动发生的实时现场，更多将这一现场放到大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关注口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研究者或选择关注口译活动的规律和背后的规范，探讨制约口译活动的客观因素，进行描述性的口译研究；或选择考察口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制约因素，进行解释性的口译研究。相对而言，西方口译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化，研究也更细化；而国内口译研究主题仍比较狭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有必要在上述“向内微观探索”和“向外宏观拓展”两个方面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国内一些研究虽然开始采用上述某一路径，但往往存在方法适用的问题，如倾向于简单套用西方引进的术语和理论框架，或是将口译语言简单视作转录的笔译话语进行分析等。中国口译研究要达到新的高度，不仅要结合口译活动的特点，回答口译研究感兴趣且只能由口译研究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口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翻版或是注脚；而且要结合中国口译行业和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中国口译研究界可对国际口译研究学术共同体可作出贡献的领域。从中国现在的口译课程数量和口译学生人数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口译教学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口译教学研究应成为中国口译研究大有可为的领域。
总结起来，展望其发展，中国的口译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1） 口译研究的理论建构意识有待加强，尤其是建立在包括系统描写和可重复实验以及大规模调查等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建构。目前对同一研究主题的纵向和横向深入研究较为欠缺，例如针对同一口译类型的不同语种、话题、场合等参数的对比研究以及针对前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检验等等（仲伟合2016）。
（2）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仍有待提高。目前国内口译研究中仍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文献综述不够全面系统，特别是对国际范围内的口译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问题不够深入和新颖，仍有重新发明轮子的现象；研究方法不够严谨科学，重规定、轻描写，缺乏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研究结果往往未经系统的理论推演或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等。
（3） 研究取向要进一步关注口译行业新动态和口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属性。口译活动的职业性和社会性特点都很突出，但目前的国内口译研究大多关注口译理论、认知过程、教学培训等主题，缺乏对口译的行业动态和与口译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注和研究，与口译行业紧密结合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仲伟合2016）。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口译行业和口译市场的大规模调查，调研行业和市场中的典型问题，形成学术研究与口译职业的互动。
（4） 口译研究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口译研究要发展成熟，还有赖于其研究队伍的壮大。目前口译研究者人群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口译教师，而且不少教师和研究者缺乏对口译实践的感知。因此有必要培养实践型研究者加入研究队伍，使得研究界与教学界和业界之间密切互动。
来源：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原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引言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对口译人才的需求增长以及口译教学在院校中的正式开设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在北京外语学院设立“联合国译员培训班”，90年代中期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高级翻译学院，2000年新修订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大纲中口译成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必修课程，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高级翻译学院，2005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高级翻译学院。2006年起教育部批准设置翻译本科专业，至今已有200多家院校设置翻译本科，多数院校课程设置中包含口译课程；2008年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至今亦有200多家院校招生，其中小部分有条件的院校设有口译方向。随着口译教学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口译研究亦呈兴旺之势。
本文将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以近40年发表的外语类核心期刊口译论文、著作和博士论文以及中国口译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等文献计量数据为基础，从研究数量、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和发展趋势。
1.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概况
1.1中国口译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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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萌芽期”
作为这个时期中国口译界的标志性事件，1979年“联合国口笔译员培训班”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开设，到90年代初为止共培养了近100名口译学员。
1.1.2 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发展期”
在这一时期，专业口译教学开始在院校中启动。在90年代，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设立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英文学院设立了翻译系，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厦门大学均开设了专业口译课程，北京语言学院也在法语专业中开设了专业口译课程。
1996年和1998年召开的首届和第二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口译学术活动，标志着中国口译研究开始进入有研究领域意识的发展阶段。
1.1.3 21世纪头十年的“新兴期”
在这一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相继设立高级翻译学院，口译研究博士生的培养也相继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院校展开。
在这一阶段，“全国口译大会”持续每两年召开一届，成为凝聚口译研究力量的重要学术活动。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口译大会以“口译专业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为主题，重点研讨了中国口译走向专业化道路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如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和口译的市场化等问题，并在口译培训和认证、口译理论和跨学科研究以及口译教学与评估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慕媛媛、潘珺2005），并开始在会后出版全国口译大会论文集。
1.1.4 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行中的“多元发展期”
这一时期中国口译研究的蓬勃发展与两股推动力密不可分：一是中国内地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相继设立；二是中国口译研究界加强了与国际口译研究界的交流。
在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者与国际口译研究界代表人物的交流互动促成了国际口译研究权威期刊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nterpreting于2009年出版中文口译研究专辑，并于2011年在 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著名的“本雅明翻译研究系列”（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中以《中文口译传译中国》为题独立成书出版，成为“中文口译研究界面向国际的一次集中展示”（王斌华、郑洵2011）。
在这一时期，中国一些青年学者陆续完成口译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成为中国口译研究的新生力量；一部分中国的口译研究者开始走向国际学术界，或在国际重要译学期刊发表论文，或应聘国际知名院校的教职，与国际口译研究界形成互动。
1.2 中国的口译研究著作、论集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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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随着翻译专业本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在诸多高校的开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均广邀专家学者，出版了面向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的口译教材系列。这两个出版社的口译教材系列具有系统化和立体化的特点，不仅面向本科生和硕士生区分了不同的教学层次，而且对于不同的口译技能（如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视译、联络口译等）不同教材各有侧重。这两个系列的口译教材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口译教学研究的新发展。
1.3中国的口译研究博士论文
中国口译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口译过程、口译产品、口译教学和译员角色、口译研究史和口译理论思辨等。根据穆雷等（2016）的统计，口译过程研究约占36%，口译产品研究约占26%，口译教学研究约占13%，口译研究史和口译理论思辨约占17%，译员角色研究约占8%。……
2. 中国口译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2.1中国口译研究界的代表性著作
作为国内口译研究学术地位提升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直以来影响颇大的“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2005年起推出刘和平主编的“口译研究卷”，已出版四部论著，包括：鲍刚（2005年）《口译理论概述》、刘和平（2005年）《口译理论与教学》、杨承淑（2005年）《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蔡小红（2007年）《口译评估》。
鲍刚、刘和平和蔡小红均为法语背景，与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渊源颇深，他们的著作代表了“释意派”口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教学中的系统应用。鲍刚（2005：9、18）的《口译理论概述》以释意派口译理论为纲，对口译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口译员的素质和能力进行了探讨，对口译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他总结了十类研究方法：经验总结法、归纳思辨法、内省法、黑箱法、现场观察法、调查法、原/译语资料分析法、口译模式设定法、实验法、跨学科借鉴法。刘和平（2005）的《口译理论与教学》首次明确了口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第一章标题“口译研究是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国内外口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第二章），结合新世纪口译行业蓬勃发展的趋势对国内口译职业化的进程进行分析（第三章），在探讨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关系的基础上对不同层次的口译教学和培训提出了相应的教学设计方案。
杨承淑（2005）的《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包括“应用外语篇”和“专业口译篇”，前者以大学层次的主、副修“一般口译”教学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以硕士班的“专业口译”教学为研究对象。她提出了八条口译的一般原则，她把口译教学的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知识、技法”，并探讨了“一般口译”的教材、教法等具体问题。在“专业口译篇”中，她以“会议口译”的教学为研究重点，探讨了这种“专业口译”教学的教学目标定位、核心课程规划、教学条件问题以及口译“专业考试”设计等研究课题。蔡小红（2007）的《口译评估》汇集了作者在口译质量评估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回顾口译评估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口译质量评估的定义、参数、方法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厘清了三种口译评估的类型，即职业口译评估、口译教学培训评估、口译研究评估。
其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推出了“翻译学博士研究论丛”的口译研究系列，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张威的《口译认知研究——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2011年）、任文的《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2010年）、王斌华的《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基于现场较大规模语料的分析》（2013年）、詹成的《政治场域中口译员的调控角色》等（2013年）。
此外，仲伟合领衔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口译研究团队于2010年出版了两部口译研究的基础著作《口译研究概论》（中译本）和《口译研究方法论》。前者有助于国内各语种的口译研究者全面系统了解国际口译研究的概况，后者作为国内第一部口译研究方法论著作，有助于推进口译研究的科学化、学理化和学科化（蓝红军2013）。《口译研究方法论》一书由三部分组成：口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选题与方法。全书共十章，包括中国和国外口译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考察、口译研究的学科理论、口译研究的方法论、口译过程研究及方法、口译产品研究及方法、口译质量评估研究及方法、口译职业活动研究及方法、口译教学研究及方法、语料库口译研究等。
2.2 期刊口译论文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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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期刊口译论文的研究主题逐步多元化。Wang（2015）比较了前30年和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译论文主题分布的情况，有如下发现：从数量比例上看，口译技巧和经验总结类的论文大幅减少，口译过程研究的论文增长迅速，口译教学研究和口译理论和学科建构的论文稳步上升，关注口译新形式的论文从无到有。从2008~2012年口译论文口译教学研究主题之下的子题构成来看，以“口译教学、口译培训、口译训练、口译办学、口译人才培养”为关键词的宏观议题和以“口译能力、口译课程、口译测试”为关键词的中观议题占3/4，以“教材、学生、笔记、译入外语、教学方法”为关键词的微观议题占1/4，这说明研究者在密切关注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开设后口译教学中的现实问题，在积极从各个层面探讨口译人才培养的理念、口译教学从课程到教材和测试的系统流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另外，口译研究界开始关注国内近年出现的社区口译和电话口译等口译的新形式，手语传译亦开始进入口译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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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期刊口译论文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比例上升。早期的口译论文多以国外院校和组织的介绍、口译技巧的经验总结和口译教学方法规定性探讨为主，世纪之交过渡到对西方口译理论（主要是释意理论和口译认知负荷模式等）的应用，近十年口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Wang（2015）关于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译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显示，包括实验法、观察法和调查法在内的实证性口译研究论文占28%，其次为理论建构和思辨类论文（26%）、口译技巧和经验总结（17%）、结合理论的应用型分析（16%）、文献分析和综述（13%）。
2.3 口译理论和方法论建构逐步加强
王斌华和穆雷（2008）梳理了西方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口译研究的主要课题，在分析口译研究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对口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进行了初步设计。2010年，《中国翻译》连续两期刊发仲伟合和王斌华关于口译研究学科理论建构和口译研究方法论建构的两篇论文。仲伟合和王斌华（2010）讨论了口译研究的学科名称和学科归属，构建了“口译研究的学科框架”，并全面检视了口译研究的五种视角和相应的研究范式。仲伟合和王斌华（2010）从学科视角建构口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构建了“口译研究方法论体系”，总结了口译研究的六种主要方法，并规划了口译研究设计和实施的具体方案。
此外，张吉良（2009）系统梳理了巴黎释意学派的口译理论成就，高彬和柴明颎（2013）梳理了西方同声传译理论的发展路线，许明（2013）在厘清同声传译的研究客体和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同声传译研究的框架模型，并回顾了各种研究方法的代表成果。张威（2012）分析了口译研究的跨学科探索的“萌发期”、“停滞期”、“成长期”、“调整期”的阶段特征，总结了口译跨学科研究的成就，并提出了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的思路。
李德超和唐芳（2012）通过比较西方翻译研究范式与口译研究范式之流变分析异同背后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二者在策略、角色和规范等方面相互促进的可能性，籍此厘清口译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促进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良性互动。余静和王斌华（2016）探讨如何借助翻译研究的多重视角，拓展口译跨学科研究的主题和方法，深化口译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口译研究的实际提出一些具体的研究课题。
2.4 口译教学研究成就斐然
仲伟合（2001a）系统总结了连续传译（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口译训练的模式、内容和方法，他（2001b）全面总结了英汉同声传译的技巧与训练方法，提出了译员的知识结构公式，并初步规划了专业口译的课程设置（仲伟合2003）。上述三篇论文均成为口译教学研究中的高引用率论文，对中国的口译教学影响深远。仲伟合于2006年集合翻译学界力量，首倡设立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仲伟合2017），推动了中国的翻译教育（包括口译教育）向专业化发展。
刘和平（2001a；2001b；2002）在本世纪初开始提出基于释意理论的技能化口译教学法原则，并在近年对口译教学体系（刘和平2008）、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教学（刘和平2009；2011）、翻译教学模式（刘和平2013）、口译教育理念（刘和平2016）进行了系统探讨和总结。她（2005；2017）的两部口译教学研究的著作是中国口译教学理念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专业口译教学模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为教育部批准的“翻译”本科新专业和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首批试点院校之一，“在翻译教学特别是口译专业教学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30余年的积极探索和改革创新，形成了较完善的口译专业教学体系”（《中国翻译》2016年第6期编者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全面总结其口译教学原则、口译课程设置、口译教学方法、口译教材编写和师资团队建设等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王斌华、仲伟合2010），形成了口译教学的“广外模式”。另外，作为国内较早进行专门口译教学的院校之一，厦门大学的口译教学团队从20世纪末开始出版技能化口译教材，其口译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也成为国内口译教学的一个典型，被称为口译教学的“厦大模式”（陈菁、肖晓燕2014）。
口译教学研究的成就还体现为对其理念基础的探索，王斌华（2007、2011、2012）提出以口译能力培养和译员能力发展为口译教学的理念基础，并对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进行了界定，厘清其与口译技能的差别和关系，探讨了口译能力和译员能力的构成，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译员能力为目标的专业口译教学各个阶段的设计，为国内从英语专业高年级到翻译专业本科再到翻译硕士不同层次的口译教学提供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的理念基础。王丹和王斌华（2017）以历时跟踪观察数据为基础，对口译学生口译能力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初步发现学生口译能力的发展过程以若干核心技能为标志，其发展由认知阶段经联结阶段向自动化阶段过渡，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心理学规律。许明（2016）在第三部分也探讨了口译能力的构成、听辨能力、逻辑提取能力和译语生成能力的构成与发展等问题。
2.5 语料库口译研究成果突出
2.6 口译研究新生力量涌现
在上述学者中，刘和平、仲伟合和蔡小红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十分活跃的口译学者，胡开宝、董燕萍、穆雷均于近年开始指导口译研究的博士生，带领博士生或研究团队在口译研究方面成功开拓了学术新天地。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口译研究学者均是在近十年获得博士学位（除一位以外，其他各位均是口译研究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年青学者在口译研究领域日趋活跃。由此可见，中国口译研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长起来。
2.7中国口译学者开始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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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口译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主题包括：手语传译研究、口译教学研究、语料库口译研究、口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口译史研究、口译产品研究、译员角色研究、口译过程研究等。
3.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展望
3.1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趋势
（1） 研究主题的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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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的具体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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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实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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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交流的国际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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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口译研究呈现的特点
（1） 口译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已在事实上存在。口译研究界在探讨口译研究的学科框架时，把“口译研究”定位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仲伟合、王斌华2010；仲伟合2003）。这种定位亦得到国际翻译学界代表人物之一Jeremy Munday教授的认同，在其影响广泛的《翻译学导论》最新版中，他指出：“鉴于口译的要求和活动内容均有很大不同，虽然口译（与笔译）有不少共通之处，或许最好是把其视为（与翻译研究）并列的领域或子学科，即‘口译研究’。”（Munday 2016: 20）
（2） 口译研究成果以实证性成果为主。口译研究经过“实证转向”之后，国内口译研究近十年来发表的论文多以实证性成果为主。无论是采用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或者系统的语料分析法，口译论文多是基于数据的实证性论文。笔者认为，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口译研究构建基于充分描写的学科基础，而且使得理念、模式乃至理论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证检验，有利于确保口译研究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口译研究不像相邻学科如翻译研究中那么多理论思辨式研究，但实证研究正是口译研究的特点，或许也是其优势所在。
（3） 口译研究同样存在理论。理论可以界定为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与命题所构成系统化的阐释。虽然大众印象往往觉得口译偏重实务，并视理论和实务为两个对立面，但实际上理论的来源是实务，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将事物的特征知识化、观念化、一般化、抽象化。从这一视角来看，口译研究有一系列学科概念，对口译行为和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亦有描述和界定，在很多方面亦有基于实证研究形成的命题，因此，口译研究是有理论的，只不过其理论不是人们惯常印象中的那种思辨式和纯理式的理论，而是多体现为实证研究中形成的命题和模式。当然，作为一个子学科，口译研究尚需在诸多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的系统化构建和阐释。
3.3 问题和展望
从国际范围来看，西方口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奠定学科基础的“实证化”和“科学化”发展时期，形成了若干研究范式，包括：释意理论研究范式、认知处理研究范式、话语互动研究范式、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以目标语篇为导向的描述翻译学理论范式等。进入本世纪后，西方口译研究呈现出“向内微观探索”和“向外宏观拓展”两个方向并行的发展趋势：一是“向内微观探索”的趋势，即利用近年的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发展较为成熟的新技术如眼动仪、脑功能成像等对口译的内部认知处理过程进行探索；二是“向外宏观拓展”的趋势，即透过口译语篇考察口译行为在交际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作用，或超越口译语篇，从宏观上考察口译活动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中的作用。
随着社区口译在西方的兴起以及研究者对口译活动在社会、文化宏观语境中作用的关注，西方口译研究在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了“社会转向”（social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口译的社会-文化研究不仅仅考察口译活动发生的实时现场，更多将这一现场放到大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关注口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研究者或选择关注口译活动的规律和背后的规范，探讨制约口译活动的客观因素，进行描述性的口译研究；或选择考察口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制约因素，进行解释性的口译研究。相对而言，西方口译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化，研究也更细化；而国内口译研究主题仍比较狭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有必要在上述“向内微观探索”和“向外宏观拓展”两个方面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国内一些研究虽然开始采用上述某一路径，但往往存在方法适用的问题，如倾向于简单套用西方引进的术语和理论框架，或是将口译语言简单视作转录的笔译话语进行分析等。中国口译研究要达到新的高度，不仅要结合口译活动的特点，回答口译研究感兴趣且只能由口译研究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口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翻版或是注脚；而且要结合中国口译行业和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中国口译研究界可对国际口译研究学术共同体可作出贡献的领域。从中国现在的口译课程数量和口译学生人数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口译教学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口译教学研究应成为中国口译研究大有可为的领域。
总结起来，展望其发展，中国的口译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1） 口译研究的理论建构意识有待加强，尤其是建立在包括系统描写和可重复实验以及大规模调查等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建构。目前对同一研究主题的纵向和横向深入研究较为欠缺，例如针对同一口译类型的不同语种、话题、场合等参数的对比研究以及针对前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检验等等（仲伟合2016）。
（2）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仍有待提高。目前国内口译研究中仍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文献综述不够全面系统，特别是对国际范围内的口译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问题不够深入和新颖，仍有重新发明轮子的现象；研究方法不够严谨科学，重规定、轻描写，缺乏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研究结果往往未经系统的理论推演或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等。
（3） 研究取向要进一步关注口译行业新动态和口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属性。口译活动的职业性和社会性特点都很突出，但目前的国内口译研究大多关注口译理论、认知过程、教学培训等主题，缺乏对口译的行业动态和与口译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注和研究，与口译行业紧密结合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仲伟合2016）。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口译行业和口译市场的大规模调查，调研行业和市场中的典型问题，形成学术研究与口译职业的互动。
（4） 口译研究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口译研究要发展成熟，还有赖于其研究队伍的壮大。目前口译研究者人群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口译教师，而且不少教师和研究者缺乏对口译实践的感知。因此有必要培养实践型研究者加入研究队伍，使得研究界与教学界和业界之间密切互动。
来源：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原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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