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 || 名家访谈：中国哲学与文学的阐释、翻译与交流之汉学路径 ——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访谈（节选）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
1989年起他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获得了2007年中国奖金最髙的诗歌奖。
一、从多元视角理解中国文学
刘燕（以下简称刘）：顾彬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发现，不少汉学家声称他们之所以走向汉学之路，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在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它。您似乎也不例外，在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您不断提及：“五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可否谈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顾彬（以下简称顾）：像两个情人一样，是一见钟情。1966 年我进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准备毕业后当一名牧师。但一首唐诗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办的朗诵会，无意中读到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这首诗是意象式的英译，但我的心还是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情画意所惊叹，于是，我决定从哲学、神学、日耳曼文学转而学汉学，1968 年我到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当然，内在原因是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我曾想通过神学了解人是什么，但在 1960 年代德国大学中的神学，不一定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浏览了欧洲大量的哲学和文学，学习了一点在学校没学过的外语。最后，冥冥之中，我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汉学。
刘：在人生关键时刻毅然而然地作出抉择，您的经历对年轻学子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即每个人应该找到终生倾慕的对象，最喜欢的研究领域。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学习汉语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您的选择则被亲朋好友认为是一个疯狂之举。不过，我觉得您从神学、哲学转而研究汉学，这个治学背景非常重要，神学带给您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情感体验与想象力对您展开汉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您的汉学研究在方法论与情感上与众不同，往往充满着中西哲学和文化思想碰撞、交融之后的理性思辨、形而上感悟与艺术灵动。
顾：您说的有点儿道理。我的神学与哲学背景，让我思考问题时总是从“虚”“原初”或“本质”的方面入手，德国人在研究历史、政治、文学上运用的方法与中国人不太一样。您读我的著作（已有中、英文译本）时，不难发现我提出的问题大多来自哲学、神学或日耳曼学，而不一定是文学。16 世纪西方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阐释《圣经》。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提出了“阐释学”（Hermeneutics），对文学翻译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德国神学家、翻译家马丁`路德使用了通俗明白、流畅清晰的德语翻译《圣经》，其实就是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让圣言为普通民众所聆听与阅读。所以即便谈到翻译问题，我也是把它放在语言哲学、阐释学的多元语境中加以认识。
二、翻译是主语，带我们去往神奇之地
刘：让我们转向有关中国文学与哲学的翻译与传播方面吧。翻译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一直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请结合您长期以来对中国经典和现代文学的翻译经验，谈谈您的翻译观。
顾：我记得有个作家阿尔贝蒂（Raphael Alberti），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语言是“主语”，引领我们去往某一个神奇之地。伽达默尔也说过，除了语言，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语言决定我们的精神、灵魂、思路等，每一种语言都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大的宇宙。语言多，天空多，大地更多。翻译理论与哲学密切相关，德国现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解与阐释问题，正是翻译的要义。我认为任何翻译都只是一个动态过程，没有答案和结果。语言并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我们存在的房子，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世界，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我们的世界越大。翻译建立在理解和了解文本的基础上，它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因此，翻译的过程性高于一切，它是一种再创造。有些译者总是使用字典做翻译，这是不够的，因为字典不可能收入所有的词汇，不同语言之间难以有词汇的一一对应。因此，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最好要把字典扔掉，组织一套自己的词汇。文字意义上的翻译不叫翻译，翻译的实质是两种文化和思想的对话，翻译的必要性正在于此。
刘：译者如何面对作者、文本，如何与之对话，并把语言中蕴含的意义表达在另外一种外语之中，让读者明白？如何成为一个好译者？
顾：人需要语言和语言发出的声音，听不到声音，我们就孤独。外语是打开世界的一扇门，翻译是把某一种文化的声音传达到另一种文化中。但文本的声音和意义是开放的，因此译者是自由的，译文也是开放的，需要不断重译。我经常说，阐释学为我们理解各种潜在的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一个好的译者要对文本的内在意义有充分的理解，善于倾听作者与文本的内在声音，做好文本解读；一个好的译者要具备哲学思维，最好具有作家的写作经验，能够精通自己的母语。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创作之时经常被作家本人不断修正，且在当代语境下又具有了新的意义。虽然中国经典文学和哲学在德国有着比较全面的译介，例如《道德经》的德译本有了 100 多种，但是，现在看来，任何译文都只是一种暂时的理解，需要重译。
三 、诵读文学经典，书写生命之气
刘：最近中国的电视台正在播放“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之类的节目，引发中国民众和学生背诵古典诗词的热潮。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的新诗运动使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体诗遭到压制，一百年之后，如今却迎来了古诗的回潮，这种情形多少有一点荒诞。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当下这种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听说您很喜欢背诵文学作品？
顾：背诵与朗诵都与声音有关，但是它们又不一样。背诵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意思呢？我老了，不能再背诵，连我自己的诗我也只能朗诵。但是我小时候德国的老师们让我们背诵拉丁文的散文、古代希腊文的史诗、巴洛克时代的十四行诗。大学时我的古代汉语导师要求我们背孟子、王维、苏东坡的作品。我今天写诗，都是在古代希腊语文的节奏和唐诗的诗意下创作。如果当时没有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古代经典，恐怕我今天无法成为一个德国和中国的作家。无论是理解诗还是写诗，我们都需要优秀的老师。书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书。德国著名的日耳曼文学家凯赛尔（Wolfgang Kayser，1906— 1960）在 1946 年撰写了一本非常成功的小书《诗句入门》，至今为止至少出版了 27 版，拥有许多读者。虽然当代人越来越少看诗，但是他们还是想知道诗行是什么。可是，从德国的高中学校来看，情况却越来越糟。我的女儿安娜是一位演员。1990年代末她高中毕业时，连世界最有名的德语诗人都不清楚，更不要问她诗歌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她的老师跟我五六十年代时的老师不一样。（西）德在 1968 年以前是绝对保守的，1968 年后是绝对革命的。我们原来的价值被新的价值取代，而新的价值不再包括“古诗”。“古诗”的时代过去了，不要再看，不要再背下来。这种情况与中国有点儿类似。当代德文慢慢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少人能即兴流畅、准确地作正式发言，连教授们口语中的错误也不少。我估计这种倾向跟不背经典文学有一定关系。我读书的时代学生通过背诵，掌握了美丽的词汇、有力的节奏、模范文章的形式。古典语言很严谨，当代语言却经常非常啰嗦。我总是希望学生们多练习“古体诗”，练习生命之“气”。
刘：为什么背诵经典对于写作或者个人修养会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力？
顾：阅读和写作是一种记忆。记忆什么呢？记忆我们的古人与古代文化，让我们与他们成为好朋友，经常对话。通过背诵，我从小开始就把各种各样的著作内在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优秀的作品从 16 岁陪着我写作。我原来不会现代汉语，但“学好”了它以后，我就开始用现代汉语写散文，我背诵了孔子、孟子、鲁迅、北岛等人的作品。背诵是眼睛、耳朵和记忆的事情。耳朵里留下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大师的声音。我的记忆在眼睛之中，是我的眼睛帮助我背诵。我是通过我的眼睛进行创作的。我原来写的诗歌都是自由诗，出版了十几本。最近我却写完了一本十四行诗集和一本叙事诗集。为什么突然从自由诗转到格律诗呢？可能几年前我想起了我 20 世纪 60 年代初背诵的十四行诗和叙事诗。最近在波恩骑自行车去办公室和回家的路上，我经常吟咏以前背的诗：“来是空言……”同时精神上随时准备要创作的诗句，到家后马上记下我的灵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荷兰莱顿开会的情景。这个城市很小，每天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喜欢走路。不过，我愿意走路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老房子的墙上写着古诗。我大概是第一次从墙壁上认真地看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看了又看，不想离开。回到波恩，我立刻买了莎士比亚的诗集，试试看能不能背诵。也许失败了，但我在 1990 年代的尝试，引导我 20 年之后开始创作十四行诗。我一直强调，诗歌是爱、是爱情，一个不重视诗人的国家没有前途，一个不看诗歌的人不会对爱人说“我爱你”。
刘：刘小枫说过一句话：“顾彬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大，都是他自己惹的祸。他体现了德国人的特点，喜欢说得绝对。”这也提示中国读者，顾彬提出的问题和顾彬作为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思考的对象。当我面对您的时候，就像面对无数的问题，因为您太爱质疑现成的答案，太喜欢提出一些当头棒喝的疑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警醒，一面反思的镜子。正如您曾经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我们在找寻各种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我们在无止境的对话、争辩与理解的过程中。
顾：是的，德国人关注没有答案的问题，美国人关注有答案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不同。
本文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编辑: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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