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魅力——怀念我的公公李赋宁
申丹教授
李赋宁先生作为我国外语界的一位大师，在外语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建树享誉甚广。在外语界的一代宗师当中，他杰出的人品更是有口皆碑。作为他的儿媳，我有幸近距离受惠于他超凡脱俗的高尚品德。
我之所以成了李赋宁先生的儿媳，与他的人格魅力是不无关联的。1981年秋，我在北大英语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了第一，因此获得由教育部公派留学英国的资格。在1982年春的出国预备期，系里让我教法语专业的英语。一天，我到燕东园去取试卷，要找的那位老师不在，我就去了附近的石幼珊老师家。石老师问起我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博士的男友，我告诉她因性格不合，已决定分手。石老师则告我，李先生曾为他的独生子李星相中了我，一年前曾托她打听我是否有男朋友，当得知我已有男友时，感到很失望。她问我是否愿意跟李星接触。当时离出国只有几个月了，在这之前，我曾跟对学生关怀备至的班主任刘意青老师谈过跟男友分手的事，并讨论是否在出国前再交新的男友。商量的结果是：先出国读书，读完再说。但我终究没有坚持这一计划，因为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1978年系里组织师生外出看原版电影时乘坐的车上。路上我一直和他闲聊，觉得这位大学者很有绅士风度，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给我印象极好也很深刻。李先生为我们77级同学上了一年的英国文学选读课。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有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讲课一板一眼，十分清楚系统；上课也很投入，一兴奋起来，表情和手势“协同作战”，极富感染力。整整一年的师生关系，大大缩短了我跟李先生的距离，也加深了我对李先生学问和人品的敬仰。在他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开始了跟李星的接触。
1982年秋，我赴英留学，次年秋李星赴美留学。87年冬我回到北大工作，李星91年夏完成在美国的博士后研究，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工作。我们这才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在燕园安了家。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父辈，也许并不鲜见，但在我们这一代，交往仅五个月就两国分居九年而依然固守原来的选择，也多少算个奇迹了。我的不少朋友想知道李星如何牢牢地牵住了我的心，秘密主要在于他从父亲的遗传和教养中得到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善良温厚的天性、儒雅谦逊的气质、广博的人文素养、喜欢自嘲的幽默感、天真纯朴的童心和对妻子的满腔柔情爱意。我曾跟一些朋友说过，李星跟他父亲一样，是世上少有的能为妻子作出牺牲的男人。婆婆和我都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妻子。患病前的公公对婆婆的悉心关照曾多次令我感叹不已。公公39岁才得子，对独子宠爱有加，儿子自然没有养成在日常生活中照料他人的习惯，但从李星充满关切的话语和眼神中，我仍能感受到他十分体贴的天性。在重大问题上，李星总是和父亲一样，以妻子为重，这让看惯了（成功）男人自我中心的我倍感幸运。我的公公婆婆是世上感情最好的夫妻之一，这对李星有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常常不自觉地将李星与他父亲进行比较，从心底里感激公公婆婆创造培养了这么好的儿子，给了我这么好的丈夫。
李赋宁先生之于我可以说不是父亲，亲如父亲。也许是前世有缘，老家陕西、生于南京的公公与在河南出生长大的家父居然成为初中（北京三中）、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清华研究院）的校友，又都在20世纪40年代末去美国留学，50年代初返回祖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而且两人都是有名的模范丈夫。文革前就成了副教授的家母酷爱读书，不善家务，父亲成了三个孩子和夫人的“全权保姆”。尽管在生活照料上，能干的家父超过了公公，但在对妻子的柔情爱意上，家父却不及公公，事业发展上就更是如此了。我在湖南工作的父母身边长到19岁，然后到北大上学，从英国回来后，跟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三年半，后来也基本天天见面，共进晚餐，有幸长期直接感受公公的为人处世与治学之道，得到他慈父般的关爱。
身为著名学者，李赋宁先生虚怀若谷，谦逊过人。他给家人做了事情从不表功，受到赞扬也总是自谦一番，觉得是应该的，做得还不够完美。此外，还经常“转移目标”，将表扬引向其他相关的人，包括家里的小阿姨。但家里人若做了什么好事，他总是第一个予以夸赞，由衷地表达感激之情。他是家里对别人的长处最为敏感，最能欣赏，最心存感激的人。当家人或客人谈到李先生学术上的造诣时，他也往往会提到在这方面卓有建树的其他学者，对他人称赞一番，而不是洋洋自得。他向初次来家的客人介绍自己的爱妻时，也总是带着谦恭的微笑，彬彬有礼地说：“这位是徐述华教授”，以示对夫人的尊重。无论地位高低，工作性质如何，李先生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热情招呼，从不摆架子。他在初次见面时总是刻意记住别人的姓名、籍贯等。哪怕只见一次面，多年之后再会时，也往往能脱口报出这些细节，令人惊诧不已。
李先生心地极为善良体贴，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性格比较内向，但在患病之前，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给人阳光和温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会“自我消解”，从不向别人发泄。与人交谈时，李先生是最为关注、最为耐心、最善解人意的听者。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头，只是饶有兴味地倾听着，不断微笑着点头附和。轮到他说话时，他会从容斯文、绘声绘色地侃侃而谈，话语中不时闪现出学识和睿智的光芒。当别人打断他的话头时，他从不介意，总是十分耐心地听人把话说完，然后自己再接着往下说。家里的气氛通常十分融洽温馨，若偶尔发生了分歧或误解，公公就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以“牺牲”自己来求得全家的和谐。公公尽管委曲求全，但至诚至真，从不为讨好任何人而说任何假话。需要表态时，他总是毫不偏袒，实话实说，或者把话题引开，但决不歪曲事实。公公是家里最不善家务而服务意识却最强的人。家里没请保姆时，下面条、盛饭、扫地、掸桌等等都是这位大学者的专利。有保姆代劳后，他依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记得刚回国时，李星还在美国，婆婆天天到石油大学科研攻关，公公经常提个袋子去采购家里吃的用的，年轻又不坐班的我感动之余也自然予以了分担。公公最怕麻烦别人，自己有了病痛也因怕别人担心而不吭一声，独自默默地承受着，有时甚至因此而耽误病情，令人深感痛惜。
或许是一心为祖国、一心为他人的宽阔胸怀，加之生活中的大彻大悟，李赋宁先生有着非同寻常的平和心态，荣辱不惊，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不沾沾自喜，对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加抱怨，日常生活中也不因任何事情动肝火。他没有脾气，没有责备，只有儒雅亲切的微笑，并常用自谦自嘲、幽默风趣给家里带来轻松愉快和欢声笑语。他语言天赋很高，喜欢摹仿各地的方言，有时以假乱真，有时那略带京腔的“土话”又令人忍俊不禁。他还喜欢讲笑话，那惟妙惟肖的“表演”给家里增添了不少快乐。他记忆力极强，常常生动地谈起往事，话语中的智慧和哲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公公生性敏感但胸襟宽阔，从不多疑，对人充满信任。他在世纪之交患病后，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病态反应，脸上的笑容相应减少了，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发过脾气。
公公是我的良师益友和终身受惠的治学榜样。公公从事古英语、英语史和莎士比亚研究，而我搞的是当代的叙事理论、文体学等，两人在专业方向上相去甚远。但他渊博的学识依然使我受益匪浅。早些年，我喜欢请他就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指点迷津，只要是跟英语语法有关的问题，他往往会即口解答。遇到需要译成中文的希腊文、拉丁文、古英语等等，因我无法将原文读给他听，我就将原文抄在纸上，晚上回家时交给他，第二天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书写齐整的答案，可以说他是覆盖面很广的活字典。而由于他的谦逊和认真，只要不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他总要予以说明，强调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可靠，仅仅供我参考，嘱咐我要进一步查证，以免出错。
公公热爱教学，热爱学生。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备课极为认真，上课前的半天是他雷打不动的最后冲刺的备课期。在这个时间段里，他排除一切干扰，坐在桌前，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看着他全神贯注，伏案工作的背影，我更加明白了他上课为何会那么有条理，为何会从头到尾让人挑不出一个错，找不到一个英语口误。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宛如印刷体的工整笔迹令人赞叹。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起班上的学生，对一些有才能的学生大加赞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心地厚道，富有同情心，善待他人，奖掖后学。学生若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会十分挂念，主动予以帮助。他总是为别人而喜，为别人而忧。
慈爱的公公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光难以倒流，但眼前仍然时时闪现着公公的身影——他那温和的音容笑貌，儒雅谦恭的风度，善解人意的倾听，自谦自嘲的谈吐，顾全大局的退让，体贴入微的关照，利他的自我忍耐，那体现他博大无私胸襟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人格魅力已溶入我的心灵，将永远伴随着我，感动着我，影响着我，促我改进，促我完善。我敬爱亲爱的公公，您永远活在女儿的心中！
我之所以成了李赋宁先生的儿媳，与他的人格魅力是不无关联的。1981年秋，我在北大英语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了第一，因此获得由教育部公派留学英国的资格。在1982年春的出国预备期，系里让我教法语专业的英语。一天，我到燕东园去取试卷，要找的那位老师不在，我就去了附近的石幼珊老师家。石老师问起我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博士的男友，我告诉她因性格不合，已决定分手。石老师则告我，李先生曾为他的独生子李星相中了我，一年前曾托她打听我是否有男朋友，当得知我已有男友时，感到很失望。她问我是否愿意跟李星接触。当时离出国只有几个月了，在这之前，我曾跟对学生关怀备至的班主任刘意青老师谈过跟男友分手的事，并讨论是否在出国前再交新的男友。商量的结果是：先出国读书，读完再说。但我终究没有坚持这一计划，因为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1978年系里组织师生外出看原版电影时乘坐的车上。路上我一直和他闲聊，觉得这位大学者很有绅士风度，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给我印象极好也很深刻。李先生为我们77级同学上了一年的英国文学选读课。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有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讲课一板一眼，十分清楚系统；上课也很投入，一兴奋起来，表情和手势“协同作战”，极富感染力。整整一年的师生关系，大大缩短了我跟李先生的距离，也加深了我对李先生学问和人品的敬仰。在他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开始了跟李星的接触。
1982年秋，我赴英留学，次年秋李星赴美留学。87年冬我回到北大工作，李星91年夏完成在美国的博士后研究，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工作。我们这才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在燕园安了家。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父辈，也许并不鲜见，但在我们这一代，交往仅五个月就两国分居九年而依然固守原来的选择，也多少算个奇迹了。我的不少朋友想知道李星如何牢牢地牵住了我的心，秘密主要在于他从父亲的遗传和教养中得到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善良温厚的天性、儒雅谦逊的气质、广博的人文素养、喜欢自嘲的幽默感、天真纯朴的童心和对妻子的满腔柔情爱意。我曾跟一些朋友说过，李星跟他父亲一样，是世上少有的能为妻子作出牺牲的男人。婆婆和我都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妻子。患病前的公公对婆婆的悉心关照曾多次令我感叹不已。公公39岁才得子，对独子宠爱有加，儿子自然没有养成在日常生活中照料他人的习惯，但从李星充满关切的话语和眼神中，我仍能感受到他十分体贴的天性。在重大问题上，李星总是和父亲一样，以妻子为重，这让看惯了（成功）男人自我中心的我倍感幸运。我的公公婆婆是世上感情最好的夫妻之一，这对李星有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常常不自觉地将李星与他父亲进行比较，从心底里感激公公婆婆创造培养了这么好的儿子，给了我这么好的丈夫。
李赋宁先生之于我可以说不是父亲，亲如父亲。也许是前世有缘，老家陕西、生于南京的公公与在河南出生长大的家父居然成为初中（北京三中）、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清华研究院）的校友，又都在20世纪40年代末去美国留学，50年代初返回祖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而且两人都是有名的模范丈夫。文革前就成了副教授的家母酷爱读书，不善家务，父亲成了三个孩子和夫人的“全权保姆”。尽管在生活照料上，能干的家父超过了公公，但在对妻子的柔情爱意上，家父却不及公公，事业发展上就更是如此了。我在湖南工作的父母身边长到19岁，然后到北大上学，从英国回来后，跟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三年半，后来也基本天天见面，共进晚餐，有幸长期直接感受公公的为人处世与治学之道，得到他慈父般的关爱。
身为著名学者，李赋宁先生虚怀若谷，谦逊过人。他给家人做了事情从不表功，受到赞扬也总是自谦一番，觉得是应该的，做得还不够完美。此外，还经常“转移目标”，将表扬引向其他相关的人，包括家里的小阿姨。但家里人若做了什么好事，他总是第一个予以夸赞，由衷地表达感激之情。他是家里对别人的长处最为敏感，最能欣赏，最心存感激的人。当家人或客人谈到李先生学术上的造诣时，他也往往会提到在这方面卓有建树的其他学者，对他人称赞一番，而不是洋洋自得。他向初次来家的客人介绍自己的爱妻时，也总是带着谦恭的微笑，彬彬有礼地说：“这位是徐述华教授”，以示对夫人的尊重。无论地位高低，工作性质如何，李先生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热情招呼，从不摆架子。他在初次见面时总是刻意记住别人的姓名、籍贯等。哪怕只见一次面，多年之后再会时，也往往能脱口报出这些细节，令人惊诧不已。
李先生心地极为善良体贴，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性格比较内向，但在患病之前，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给人阳光和温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会“自我消解”，从不向别人发泄。与人交谈时，李先生是最为关注、最为耐心、最善解人意的听者。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头，只是饶有兴味地倾听着，不断微笑着点头附和。轮到他说话时，他会从容斯文、绘声绘色地侃侃而谈，话语中不时闪现出学识和睿智的光芒。当别人打断他的话头时，他从不介意，总是十分耐心地听人把话说完，然后自己再接着往下说。家里的气氛通常十分融洽温馨，若偶尔发生了分歧或误解，公公就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以“牺牲”自己来求得全家的和谐。公公尽管委曲求全，但至诚至真，从不为讨好任何人而说任何假话。需要表态时，他总是毫不偏袒，实话实说，或者把话题引开，但决不歪曲事实。公公是家里最不善家务而服务意识却最强的人。家里没请保姆时，下面条、盛饭、扫地、掸桌等等都是这位大学者的专利。有保姆代劳后，他依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记得刚回国时，李星还在美国，婆婆天天到石油大学科研攻关，公公经常提个袋子去采购家里吃的用的，年轻又不坐班的我感动之余也自然予以了分担。公公最怕麻烦别人，自己有了病痛也因怕别人担心而不吭一声，独自默默地承受着，有时甚至因此而耽误病情，令人深感痛惜。
或许是一心为祖国、一心为他人的宽阔胸怀，加之生活中的大彻大悟，李赋宁先生有着非同寻常的平和心态，荣辱不惊，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不沾沾自喜，对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加抱怨，日常生活中也不因任何事情动肝火。他没有脾气，没有责备，只有儒雅亲切的微笑，并常用自谦自嘲、幽默风趣给家里带来轻松愉快和欢声笑语。他语言天赋很高，喜欢摹仿各地的方言，有时以假乱真，有时那略带京腔的“土话”又令人忍俊不禁。他还喜欢讲笑话，那惟妙惟肖的“表演”给家里增添了不少快乐。他记忆力极强，常常生动地谈起往事，话语中的智慧和哲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公公生性敏感但胸襟宽阔，从不多疑，对人充满信任。他在世纪之交患病后，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病态反应，脸上的笑容相应减少了，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发过脾气。
公公是我的良师益友和终身受惠的治学榜样。公公从事古英语、英语史和莎士比亚研究，而我搞的是当代的叙事理论、文体学等，两人在专业方向上相去甚远。但他渊博的学识依然使我受益匪浅。早些年，我喜欢请他就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指点迷津，只要是跟英语语法有关的问题，他往往会即口解答。遇到需要译成中文的希腊文、拉丁文、古英语等等，因我无法将原文读给他听，我就将原文抄在纸上，晚上回家时交给他，第二天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书写齐整的答案，可以说他是覆盖面很广的活字典。而由于他的谦逊和认真，只要不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他总要予以说明，强调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可靠，仅仅供我参考，嘱咐我要进一步查证，以免出错。
公公热爱教学，热爱学生。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备课极为认真，上课前的半天是他雷打不动的最后冲刺的备课期。在这个时间段里，他排除一切干扰，坐在桌前，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看着他全神贯注，伏案工作的背影，我更加明白了他上课为何会那么有条理，为何会从头到尾让人挑不出一个错，找不到一个英语口误。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宛如印刷体的工整笔迹令人赞叹。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起班上的学生，对一些有才能的学生大加赞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心地厚道，富有同情心，善待他人，奖掖后学。学生若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会十分挂念，主动予以帮助。他总是为别人而喜，为别人而忧。
慈爱的公公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光难以倒流，但眼前仍然时时闪现着公公的身影——他那温和的音容笑貌，儒雅谦恭的风度，善解人意的倾听，自谦自嘲的谈吐，顾全大局的退让，体贴入微的关照，利他的自我忍耐，那体现他博大无私胸襟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人格魅力已溶入我的心灵，将永远伴随着我，感动着我，影响着我，促我改进，促我完善。我敬爱亲爱的公公，您永远活在女儿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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