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印，1953年生，陕西华阴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外文化典籍翻译与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和文学创作。已出版论译著等各类书籍凡4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王宏印潜心于翻译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对我国的译论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研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其论述让读者欣赏到了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世界，里面有对翻译史的追溯，有对译作的剖析，更有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说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和治学的路径。他早年曾从事科技笔译，兼作导游与学术口译，同时在文学、语言学、中西哲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都造诣颇深，多有著述。再加之他爱好绘画、书法、音乐，又曾翻译过诗品、画论、书法、秦腔剧本等多种体裁的文本。这些经历为他的翻译教学及翻译理论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王宏印认为中国的传统译论是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基石，必须认真总结和光大。但中国传统译论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目前有一种说法：凡是在中国学术界内产生的一切关于翻译的理论，都属于中国的传统译论。可这样的归类过于笼统，难以说清传统译论的特性和实质。王宏印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指出了传统译论的特点：
　　（1）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
　　（2）传统译论的时间划界并不起自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实践，其下限也不是政治史或社会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分期的现当代，而应以译论本身的逻辑演进为根据；
　　（3）中国传统译论并不排除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经和西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没有大到足以改变其传统的翻译理论形态和性质的程度；
　　（4）中国传统译论是指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以之有别于别国的译论。
　　王宏印认为中国的译论与西方的译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不能放在一个模式里研究。例如，中国译论的发展历程有着自身的特点。王宏印将其归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在肇始阶段，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形成关于佛经翻译的初级理论。其中最重要的译论包括：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赞宁的“六例”；基本上涉及到本体论、主体论、文本论、方法论诸问题，但语焉不详，好立条目，难成系统。在古典阶段，以借鉴中国传统修辞写作理论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为主体，试图找到和建立中国译论的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诀，章士钊和胡以鲁关于音译意译的争论；主要围绕翻译标准和译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理论化和操作化倾向均较前为甚，有制订翻译规则之企图。在玄思阶段，以借鉴哲学原理介入翻译理论的研究，或者把翻译问题哲学化，以求解决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企图建立翻译的哲学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贺麟关于翻译可能性的论证，金岳霖关于“译意”和“译味”的分界；主要围绕翻译是否可能或可译性问题进行玄思，涉及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不同性质问题，但哲学思辩味道太浓，未能完全转化为翻译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在直觉阶段，以回归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为理论源泉和思维特征，尤其注重借鉴语源学资料和关注语言问题，名义上试图融合东西之学，实际上仍回归国学的根本，例如意境问题，形神问题，风格问题等；最重要的理论包括：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等；其核心部分围绕着翻译的转换问题展开，把标准和方法融为一体，侧重于文学翻译本质论的讨论。
　　王宏印在我国翻译理论界是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前沿”理论研究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他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分析问题入木三分，立论时高瞻远瞩。例如，许多从事翻译的人都对翻译的过程及译者的作用概念模糊，不能从学术的高度审视问题。王宏印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以及多年从事理论研究的体会，提出一整套有新意又有深度的观点（参看王宏印《英汉翻译综合教程》，辽宁师大出版社2002年）。他指出：“翻译作为语言作品的复制活动，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也就是翻译主体译者接受语言信号（即巴甫洛夫的第二信号）刺激而在头脑中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一连串的心理活动的直接结果即是语言信号的还原，也即是译文文本的产生。……翻译过程从原语阅读开始进行理解，然后通过转换进入表达即译语写作。阅读理解过程基本上是用原语进行思维的过程，以分析为主，辅之以综合；写作表达过程基本上是用译语进行思维的过程，以综合为主，辅之以分析。而理解与表达之间的转换一方面渗透到原语思维的理解阶段，一方面贯穿到译语思维的表达阶段，充满着双语思维的交叉、互渗和互换，而且转换本身也是一个分析与综合交相使用的复杂过程。”
　　王宏印认为，翻译活动包含主体与客体两大因素，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各自发挥着作用。就主体方面而言，译者经过长期的翻译练习已相当成熟。他可以把语言运用的分析过程或综合压缩为只凭语感去直接理解和表达；他可以把有关的专业知识和其他知识由理性的证明知识变为常识的直觉知识；他可以把翻译转换由各种技巧的自觉选择和搭配使用变为下意识的心理活动。在接触到某一作品时，语言符号在译者的大脑中激活或产生译者的主观世界和作者的主观世界相互融合浑然一体的异常活跃的状态，译者似乎从字里行间直觉地“看到”了作品世界中的形象和意象，仿佛和作者在心灵上十分契合以至于“听到”了译入语的自然召唤。此时此刻译者实际上已心不由己进入了一种崇高的审美的翻译境界。如同作者同他所描写的人物可以自由交谈，同他的思想情感可以内部对话一样，译者与作者已通过作品而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乃是会情人，作挚友，成伴侣。作者之知乃译者之知，作者之意乃译者之意，作者之情乃译者之情。只有在这时，译者才能直觉地突然地整体把握作品，并无意识地不露转换痕迹地整体表达译文。此时此刻，语言似乎被它所造成的意境所淹没，继而又从中自然地喷涌出来。
　　王宏印的译论显然脱胎于中国学术传统并得益于中西理论互释的学术致思路线。他对于传统译论的经典诠释因西学的介入而使之更系统、更细致、更理论化；他把具有个体特色的翻译经验和朴素的翻译观升华为用逻辑解释的科学。在翻译理论缺乏系统性的时代，他能在本体论、过程论、方法论、标准论、翻译教学以及文学翻译批评（可参看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领域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其学理和方法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