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从公共政策翻译看外语人的时代使命
本文摘自《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作者黄友义。
公共政策翻译是国际传播领域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面对国际环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构建更强大的国际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公共政策的对外翻译。公共政策的翻译，是“一仆二主”的业务，既要忠实原文，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很大。
公共政策翻译大部分情况下翻译的是党政文件、规定、政策等。首要原则是忠实原文，译者能够发挥的幅度非常小。因为政策是有关方面制定的，译者不能擅自解读，所以译文一定要做到忠实。我注意到，一些学者认为部分领导人讲话的译文口气过于强硬，建议将文章里经常出现的 you must、we should 等表述改得“柔软一点”，如 It seems to me、I think、perhaps、we may 等。我理解他们是认为这样更便于跟受众沟通。但是译者没有这个权力，因为我们翻译的是国家的决策，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比如领导人讲话，相当一部分是对内的，讲话方式多是给下级作指示，提要求，要求各行各业应该怎样做。比如，在双碳控制方面应该怎么做，环保方面怎么做，队伍建设怎么做，粮食安全怎么做......所以尽管有一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认为我们用词太严肃、太生硬，但是我们作为译者，没有权力自己更换其他的表述。
对于整体严肃的文件，译者在翻译时不能随便发挥，只能忠实地翻译，但是如果译者自己到论坛上去发言、讲话，那就可以有很大的个人发挥余地了。我在海外参加过几次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学术论坛，有人问我：“你作为译者，怎么看这本书？有什么体会？”我表示我的体会就是Three Ps。
第一个是 People first，即“以人为本”。我记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400 多人的会上，讲到 People first 时我引用了习近平主席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当时400 多人的会场突然响起了掌声，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国外做个发言，人家能给鼓掌。后来我意识到，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房价太高，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期待。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在遥远的非洲引发了共鸣。
第二个是 Prosperity（繁荣），主要讲中国的经济，讲中国发展肯定是侧重于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 Peace（和平），在韩国就讲中韩关系，在美国就讲中美关系，在非洲就讲中非关系，在中东就讲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关系。
我们的语言里，数字化表达特别多。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比如只翻译“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这几个字不行，需要增译，就出现了Four-sphere Confidences。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改变词性，如过去采用的Three Represents，现在的 Two Upholds。但是要尽量避免这类做法，这类表述太多，读起来很别扭。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两个确立”，目前我们看到两种翻译方法：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英文版中的 Two Establishments 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的 Two Affirmations。这两种译法各有道理。六中全会是在 2021 年底召开的，半年多来，关于“两个确立”的译法大家一直在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establishment 用复数的时候，通常是指两个建筑。我们问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美国人说那一定是两个建筑物。英国人说得更具体了，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两个酒吧，而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对联想不到的。面对政治决议里这种数字化的、高度概括的表述，给 establishment 加上复数，就影响外国人理解我们的话语。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含义。需要明确这里到底是指“确” 还是“立”。在中文里“确立”是一个词，如果只读中文，谁也不会产生问题，但是要找到完全对应的英文，就无法回避到底是“确”还是“立”。翻译的过程，首先是学习的过程， 学习我们党史上有几次“确立”。第一次，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那是因为长征一路打过来，大家认为还是毛泽东的主张正确，毛泽东的理念被实践证明了，大家已经接受了，然后才确立他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地位不是生硬的“立”，而是得到了确认。第二次党内比较重要的一次确立，是 1945 年在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那也是因为从 1935 年到 1945 年，经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等等，证明了毛泽东思想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党内形成决议。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形成了影响力以后，已经被大家在思想上、组织路线上接受了，然后才得以确立。更近的一次确立，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但是党内通过决议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他退休以后的 1992 年。换句话说，我们党内的几次确立都是在既成事实、明确无误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重点就是确认。通过学习，“确”和“立”应该以哪个为主就非常清楚了，对应的英文也就明确了。最后定稿时，我们决定用 Two Affirmations 来表示。
不仅是公共政策的翻译，面对各种翻译任务，译者在对外翻译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要多研讨、多实践、多总结。比如“社会”这个词，在中文话语体系里用得非常多。“社会车辆”在不同场合就有 不同的说法。北京冬奥会期间，三条道要分出一条道给冬奥的车专用，否则会比较拥堵。所以北京市交通局就规定，社会车辆可以在公交车道上行驶。这里“社会车辆”指什么呢？指的就是 non-Olympic vehicles 或 者 all other vehicles（can drive on the public bus lanes）。另外，如果某个单位，例如一所大学门口竖立个牌子，上面写着“社会车辆禁止入内”，又是指什么呢？这里是指“非本校的车辆”，就是non-university vehicles 或者是non-authorized vehicles。在不同场合，“社会”一词有不同的译法。我看到一个博物馆向社会开放，结果居然翻译成 open to the society。博物馆、展览馆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这里把“社会”翻译成 society 逻辑有问题，英文上似乎在说它向自己开放了，实际上应该用 open to the public。再比如，“社会办医”是谁办医？我们中文的话语体系很有意思，本来医院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说“社会办医”“社会医院”时，指的是“私立医院”，可以翻译成 private hospitals 或者是 nongovernment-run hospitals。疫情来了以后，“社会清零”这个词用得很多，之后又出现“社会面清零”“社会面管控”等。现在大家都明确了怎么翻译，就是在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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