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高翻姚斌：同传的黄金法则
今天开始整理一些与同传相关的黄金法则，有的是以前读书读到的，有的则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出来的。在此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如人们常说的：真理永远都是最简单、最朴素的。有关同传的一些最基本、最关键的原则看起来也可能会使simplistic，甚至是naive的，不过还是那句话，流行的不一定是高尚的，而老土的不一定是不实用的！
第一条：Never let your audience dangle.
这条规律用英文说出来似乎很玄乎，不过如果用最简单的中文来说，就是：一定要把话说完整。
在我解释这条原则之前，还是先来简单回顾一下那个老掉了牙的funny story吧：
老Tom的楼上是个夜夜晚归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个习惯就是睡觉前会接连将自己的两只鞋扔在床边。每夜，老Tom都会被帕、帕两声惊醒。如此多日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上楼去跟年轻人交涉，那年轻人也满口答应，从此不再惊动Tom。当晚，年轻人回到床边，下意识地脱了鞋，帕一声扔在了脚边。此时，他突然想起楼下的Tom，于是他脱掉另一只鞋，轻轻地放在了床边。话说着楼下的Tom，早已被那一声脆响惊醒，可是他习惯听到的第二声却再也没有出现。可怜的Tom，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终于在挣扎了很久之后，披起睡衣，又去找楼上那位青年，请他再丢一次鞋，惟其如此，他才能安心入睡！这就是著名的The Other Shoe Dropping的故事！
今天谈的这第一条原则，其实也不妨称之为The Other Shoe Dropping的原则。在一场国际会议中，同传就是故事里的年轻人，而满场带着耳机的听众就是“可怜的老Tom”。我们口里说出的译文正是年轻人的一对鞋，千万不要让听众们等待不到另外一只鞋落地的声音，否则这就很可能是一次失败的翻译！
言归正传。“把话说完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判断一句话是否说的完整，在中英文中各有各的规则。然而大多不外乎需要有主语、动词和宾语这三大部分。中文讲究意合，发言人有可能常常会省略主语或者其他重要成分，然而当我们翻译为英文时，根据英语的习惯，却不得不补出主语等成分，否则英语听众往往会感到混淆困惑。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翻译过中文发言稿的人都会有过不断因为找不到主语，而反复用“we”的经历的主要原因。而英文注重的是形合，如果照直翻译，中文会显得累赘，甚至怪异，因此我们也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绕过那些“重复”字眼。例如：英文里说He hurts his own legs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中文里的“他伤了他自己的腿”就显得别扭、罗嗦，总觉得把与英文his相对应的“他”删去才顺畅，因为中文里确实不需要那么多形式标志。
说了这么多，也许都只是在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的情况下才会注意的到的中英文之间的微妙差异。然而，我们在做同声传译的时候，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往往会出现句子不完整的现象。同声传译，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瞬间的反应能力以及惊人的预测能力。由于大脑高度紧张而出现口不对心的情况很正常。记得当年学习时，听同学的磁带，也会经常听到一些正常情况下不会犯的错误，我记得自己听到最多的就是people is，甚至you is。这些口误，也就是英文所谓的slip of tongue在同传中是难以避免的，意识到、注意到、改掉也就好了，不过更难改掉还得数不完整句。我们常常会为了赶时间，而将开了个头的句子放弃不管，抑或是为了说完前一句话而没有听到后一句话的开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能是“扔出了一只鞋”，也许我们自己大多会由于精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会注意到，然而对于带着耳机听我们翻译的Tom们则苦不堪言。因为任何人在听别人说话时，按照正常的心理和听力习惯都是希望听到有头有尾的句子，如果总是在等待the other shoe dropping，感觉是很不好的！而这种感觉积累的结果可能直接导致翻译被投诉！因此，切记切记，要么不说，说就一定要说完整。不要让你的听众总是dangle in the air，否则你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第二条：Always make sense.
在英文中，人们常常用It makes sense或者是It doesn’t make sense来说明他们对一句话、一件事或者一种观点的认同或是反对。Sense通常被翻译为“感觉、感受”，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多地可能是意味着符合正常人、普通人的理性判断与逻辑。就像美国大革命期间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宣传革命思想，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常识》。《常识》一书在当时不足200万人的北美，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人手一册；华盛顿率领的士兵口袋中，也差不多都有一本。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整个英国，以及北美，《常识》是仅次于《圣经》的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由此可见，common sense一词所具有的意义关键在于成为普通人的共识以及他们思想与行动的基本逻辑。
在同传中，同样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常识”存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经常做经济金融会议的同传译员就必须对各种名目的数字的数量级有下意识地直觉。例如经常提到的中国GDP和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级就是万亿的（而且是美元为单位的），而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额则通常是以千亿来计算的，中国的人口、可耕种土地面积是十亿级的，而中国的钢产量则是亿级的。由于中英文数量级表达方法的差异，在同传现场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弄错数量级。数量级错一位就可能闹出很大的笑话，也会使行业内的专业听众对翻译失去基本的信任。如果你连在专业人士看来是最简单不过常识的数字都出错，那对于更为复杂的、鲜为人知的数字岂不是更频频出错？因此，在同传的基础课训练中，必要的直觉需要培养。与此相关的一条经验是：如果你确实在现场翻译时由于种种原因（或许是发言速度太快，或许是由于自己一时分神）没有听到具体的数字，那么千万不要生拼硬凑一个不着边际的数字，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将数量级说出，前面可以加上像several, a couple of之类表示数量的模糊修饰词，等到下次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时，尽量将其说得更精确些。以这种方式处理，应该不会引起听众的不信任之感，因为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些具体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早已是烂熟于胸，你只要提示一下，他们就一定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还是那句老话：宁缺毋滥！不过，推荐这种处理方式的初衷并非教人去偷懒，这只是一种应急的手段。如果条件适合，能够翻译出精确的数字，那有何乐而不为呢？
数字可能导致doesn’t make sense。论点也可能是。英文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双重否定的句式。我们在清醒的时候都知道双重否定其实就是肯定。然而在同传现场，在大脑高度紧张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听到一个否定词，于是经常会将原本肯定的陈述误译为否定的，从而既可能导致听众理解的困难，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对演讲者的怀疑。如果这一观点听起来过于荒谬，他们同样会怀疑口译员的能力。同传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智力活动，由于需要在瞬间处理大量复杂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不少同传译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有过在紧张工作后产生“酒醉感”的现象，也就是头重脚轻，好像两条腿不受控制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同传译员听清楚发言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是不大可能的。其实即便是在我们日常的谈话中，我们也不是听清楚了对方的每一个词之后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的，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常识将信息片断组合然后理解的。同理，在同传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常识”，除了一些专求创新的观点之外，大多数的观点至少是应该符合我们基本常识的，也就是说不会违背我们基本的判断和逻辑。因此，常识的积累将成为我们处理复杂句式的最佳办法。当然，对于同传译员来说，他的“常识”与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An interpreter knows something of everything。这里的“something of everything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常识”。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在每次翻译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充分了解相关专业的“常识”是不可缺少的。有了基本的常识支撑，无论是双重否定，还是三重否定，都会变得更容易判断。
说了这么多，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你要保证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符合常识的，否则只能导致听众的迷惑以及对同传译员的不信任！而保证译文有意义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常识”的积累，会前的准备和临场保持清醒状态！
第三条：Catch the beginning.
中文里我们常说，“虎头蛇尾”，意思是说一个人办事马虎，不能坚持到底。在同传中，“虎头”与“蛇尾”比较起来确实要更重要一些。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来谈同传的第三条重要法则：抓住开头。
英语系的同学们一定都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会训练一种“快速阅读”的能力，也就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阅读大量的文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阅读理解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也有大量的快速阅读题。记得当时老师们传授的一条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只读每段话的前两、三句话，甚至只是第一句话，因为理由很简单，作者往往会将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放在一段话的开头部分。一段话是这样，一句话也是这样，中英文中人们习惯于将想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放在句子的开头部分。这跟“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是一样的道理！
在同传的过程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常常会因为上一句的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密集而忽略了下一句话的开头。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然而后果却是严重的，因为在中英两种语言中，句子的重心一般都在前半部分，而且每一句话的开头部分往往是主语所在的位置。因此如果漏听了一句话的开头，你就往往无法判断发言人是在谈得什么话题。当然，对于有经验的同传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根据上文的意思进行推测等方式，来推测并补足主语或者主要话题。然而，即便如此，对口译员来说，没有抓住句子的开头仍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无论你的推测能力多强，经验多丰富，如果你遇到的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八股发言人，而是一位海阔天空、滔滔不绝的演讲者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因为漏掉一句话的主语，而或者是无法理解此话的真实意图而冒着误译的风险勉强译出你所听到的部分，或者就是只能“忍痛割爱”地完全放弃这句话的翻译。因为在同传中还有一条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则就是：宁可少译，不可错译。少译的部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回来，然而错译的部分却往往一方面会导致听众“大跌眼镜”，而另一方面又常常会影响到你对此后内容的理解和翻译！
由此可见，抓住开头对于同传译员来说绝对是个不容置疑的原则。那么既然如此中重要，我们又该如何去抓住开头呢。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同声传译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口译员们常常会将同传的现场比作上线on-line，的确在做同传的过程中，注意力必须200%的集中，只要稍有分心，就有可能漏掉大量信息。因此，在同传过程中如何分配精力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法国同传、学者Daniel Gile曾经写过一本专门讨论同传精力分配问题的专著，他提出一种称之为The Effort Model的精力分配模型来解释和分析口译员在同传时是如何分配精力，并应该如何优化精力分配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谈到的开头问题，其实有一条很简单实用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无论你处在翻译的什么阶段，一旦发觉演讲者已经另起一句，或者另起一段时，你就应该在不影响当前翻译的情况下，分配稍多一点的精力去听发言人的开头部分，一旦你听到了他的开头部分，大致知道他在这句中想要讨论的主要话题，那么你就可以收回分配过来的精力，并继续你的翻译。如果要问，分配稍多精力去听下一句的开头会不会影响到翻译上一句，答案是，如果处理得好是不会的。做过同传的人都知道一些拖延时间的方法。所谓拖延时间是指利用一些信息量较小，较为常见的词句来减轻自己一边听、一边译的负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倡导尽量用简单句翻译的原因。我们将在其他地方专门讨论简单句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上面谈到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处理方法，那就是如果希望自己能够跟上发言者的步伐，能够不丢掉句子的开头，那么就需要我们尽量缩小EVS，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紧跟发言人，甚至稍稍超过发言人的思维或者讲话速度（这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用到我们以后将谈到的anticipating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发言人的讲话结束的同时甚至稍早一点我们就已经完成翻译，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考虑占用翻译上一句话的时间和精力去抓住下一句话的开头了。
英语中有句谚语：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中文里也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切的原则都需要在反复多次的实战演练中实践和磨练，有意识地运用，才有可能转化为口译员的某种本能或者习惯。
第四条：Anticipating.
在心理学研究中，有所谓的“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主要的意思是，对于人类来说，任何信息的自身并不具有意义，只有当输入的信息与人们大脑中已有的知识背景与结构相结合时才具有意义。而这里的背景知识正是“图式理论”所谓的“图式”（Schemata）。举个简单的例子，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数百种表示各种形态雪的词汇，而对于长年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来说，可能就连雪这个概念本身都很少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生活经验的不同，人们思想中储存的“图式”也不尽相同。
大家一定都还记得，我们在为应付形形色色的英语考试而练习阅读理解的时候，总会有经验丰富的“高手”告诉我们一定要拓宽知识面，扩大阅读量。有同学问到我如何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反复强调拓宽知识面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如果说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是扩大词汇量的话，那么提高理解能力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识储备。我们常会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一旦读到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文章时，即便有不少生词，还是能够对文章大意猜个八九不离十，而如果阅读的是自己完全陌生领域的文章时即使全部单词都认识却仍然会出现茫然不知何意的现象。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背后隐藏的正是我们头脑中的“图式”，也就是我们的知识树，这棵树的枝干有多丰富，树叶有多茂盛，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就有多强！
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图式”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传们在一起聊天时常常会说，如果又会做同传，自己又有一个专业那是最好的。同传是一种能力、一种技巧，具有通用性，而通用性却又可能导致广而不精。所以如果能有一个专业，或金融、或法律等等就更好了。至少在做本专业方面的会议时，你有可能脱颖而出，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最好的翻译！
我们今天要谈的anticipating也就是“预测”，但并非毫无根据的预测，而是要根据我们的“图式”进行有方向、有依据的预测！当然我们不可能保证预测永远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正确与否我们的预测都会对同传的顺利进行产生积极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正在现场翻译一次金融方面的会议，其主题可能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那么在与会之前我们就必须筹划建立我们有关此次会议的“图式”，也就是背景知识。对于职业口译员来说，为会议做200%的准备并不夸张，因为你除了需要阅读会议主办方提供给你的、与会议直接相关的资料之外，还必须要寻找和阅读大量与会议讨论话题间接相关的背景资料。更有甚者，如果你所要做的会议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可能仅仅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背景材料远远不够，那样的情况下你最好去图书馆找一些相关专业的书籍系统阅读，从而形成一个有关该专业的基本的概念框架和知识结构。当然我所谈到的这些都是针对职业口译员的，在目前的市场上，能够做到200%准备的口译员并不多。一是因为会议主办方往往直到会议开始前不久才联系译员，二是由于某些口译员在“旺季”是根本没有工夫精心准备每一场会议。
回到我们的例子。这场金融会议讨论的既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在会前所需要做的“头脑风暴”有哪些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宏观经济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像GDP，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等。其次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恐怕应该是有关这一话题的最前沿的概念、研究和实践。因为需要同传的大型国际会议往往都是中外专家、学者和官员交流最新行业信息的平台，他们讨论的话题常常不会限于我们日常所了解到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是不断触及到许多虽然已经提出，但却并未普及的理念。例如与GDP相关的话题，发言人就有可能讨论到绿色GDP的概念或是某种前沿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如果我们对这些前沿理论与概念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仅凭临场的发挥，恐怕难免会有疏漏。
如果说有关宏观经济的话题在网络上几乎能够找到所有基本信息和最新信息，那么对于一些生僻一些的话题，我们恐怕就得更多地依赖图书馆。例如我曾经与一位同事合作过一场有关石油勘探与采集的研讨班，一周的时间外国专家授课，与以往一些会议只讨论有关石油发展的宏观趋势和政策不同的是，研讨班所涉及的话题非常深入、具体，而且前来听讲的也都是中方的技术人员。记得当时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如果让你们俩去油田待个半年，这些技术细节你们就都理解了！可惜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我们只是同传，是这一场石油，下一场生物质燃料的口译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同事只能依靠从图书馆借来的一些相关书籍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石油勘探、钻井与采集的基本词汇的中英文对照，以及相关的知识。由于我们的精心准备和预测，现场的中方技术人员都纷纷过来询问我们是不是就是石油行业的从业人员。
除了会议前的准备和预测，在做同传的过程中也充满着预测的乐趣。我们的“图式”不仅包括对相关话题的知识储备，还应该包括对于一般发言稿的风格与结构的了解。在一本名为《目的性行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的翻译理论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目的性理论”(Skopos Theory），即选择何种翻译方式应该有翻译的目的来决定，也就是要根据文体的功能进行翻译。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文体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在同传的预测过程中有的放矢。例如，发言人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则采用的发言方式无非就是几种，像先提出一个反面的观点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或者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强调说明，又抑或是先用一个实例引出自己的结论等。我们若是能够对这样一些基本的语篇习惯及其结构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在同传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发言人即将谈到的内容加以预测，这样往往可以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翻译质量方面。
当然，预测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预测错误怎么办。英国诗人蒲柏在诗中说：It’s human to err，同传也并不会因为精心准备就具有某种百读不侵的特异功能。同传出错，如何“勾”回来，那是另外一个需要一整篇来讨论的话题，此处暂存不论。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预测出错并不可怕。在同传过程中，我们不断预测，如果预测正确，那么事半功倍；如果预测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我们可以很快抓住正确预测那部分所腾出的时间处理错误的部分；而如果预测完全相反，那更好了，因为我们只要把自己所想的话反过来说就可以了，不是吗？
问一问有经验的同传译员，几乎人人都有不断预测、有不断根据现实修改预测的经历，用句俗语说就是：预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预测是万万不能的！
第五条：Using simple sentences.
真理永远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就像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180度，一加一等于二。真理不仅简单，而且一定是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所易于理解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说话可能各有各的风格，有的人喜欢用简单直接的真理式语言，而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些繁冗反复的语式。作为一名同传译员，各种说话的方式都碰到过，然而回头总结一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一位正常演讲人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表达一种观点和看法；无论演讲人采用什么样的逻辑和证据去表达和阐述其观点，其中心意思一定是融会贯通在每一段表述之中的！
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在工作时的精神压力是很巨大的。对于一名合格优秀的译员来说，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始终保持表面的平静和某种绅士风度。即使发言人的讲话再快、再乱，一名优秀的译员也仍然需要表现出良好稳定的心态和平稳准确的翻译状态。记得曾经有位联合国资深同传来北京讲学时提到他去动物园看鸳鸯的故事甚是有趣。他打趣说同传译员其实就像是在水面游泳的鸳鸯，表面看去姿态优美、闲适，在水面上不紧不慢地划出漂亮的水韵，然而如果往水面以下观察，会发现它们的腿在水下紧张快速，甚至有些忙乱地划动着。同传译员与此相似，大脑在高度紧张快速地工作着，然而表面上却仍然需要表现出不急不忙的优雅风度！
想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种种技巧之外，尽量使用简单句表达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技巧。在口译现场，使用简单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只是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尽量使用简单句，那会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在写作是能够心无旁骛地专心遣词造句，选择简单句式，然而在口译的现场，如果发言人本身说的就是简单句还好，如果碰上一位特别喜欢拽长句的发言人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
一般说来，除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和观点必须用诘屈聱牙、回环往复的方式来表达之外，在同传所能接触到的主要学科领域通常都不会遇到无法用简单句来表达的观点或逻辑。我们所谓的简单句，大概指的就是由主谓宾三个成份组成的基本句式。在中英文中，这种句式都是最基本的，任何复杂的长句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般都可以简化为有多个简单句组成的结构。如果专门学习过笔译，大家一定训练过长句的翻译，而翻译长句的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拆而分之”。“拆分法”的关键又在于辨别主句和从句，再分别寻找到主从句的主谓宾。在文学翻译中为了体现原文的语言风格，也许这种化繁为简的方法并不可取，然而在口译工作中却是完全适用的。
有过用英语写作经验的人一定都能感受到驾驭英文长句的难度。即使是我们的母语中文，驾驭长句也会增加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负担。前问题到过的法国学者Daniel Gile就曾经在阐述他的“精力分配模型”(The Effort Model)时提出过一条“最省力”(The Least Effort）原则。他的意思是由于同传对于译员大脑处理信息能力的苛求，译员往往会选择“最省力”的处理方式。同传译员在现场工作时大脑至少同时要处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首先是发言人的信息输入，其次是对信息的分析、归类、消化、理解，再次是对信息的翻译，最后是以另外一种语言输出信息。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因为在同传过程中还有许多边缘性的信息也在争夺者空间。例如，译员必须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来储存短期记忆，也就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分析和翻译的不断涌入的信息，它们需要通过译员的短期记忆来暂时保存。此外，译员在现场还会碰到机器噪音、会场杂音，甚至会场突发情况的种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译员别无选择而只能努力使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最大化，并同时使得自己花在每一项信息处理任务方面的精力最小化。
使用简单句，为的正是使自己花在输出方面的精力最小化，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方面的信息。当然，倡导使用简单句，并不意味着要求译员的每一句译文都要像I’m a student这样简单，而只是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使得译文简单易懂，尽量使用比较简单的句式，这样不仅减轻了口译员的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听众的理解。至于什么样的句式才算是简单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应该去讲写作的书中找，不过这里可以推荐一本英文书名曰：Style，专讲英文写作，写得很好，很有借鉴价值！
还有一点提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同传中遇到长句最好拆为短句、简单句，然而为了使疑问不至于显得过于单调、刻板，不妨在遇到简单句的时候做一些“加花”的处理，因为此时你会有更多精力可以分配给译文的输出！
第六条：Be natural.
Be natural 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要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自然”是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倡导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 Dynamic Equivalence）的核心概念。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走向翻译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指出，“动态对等”指向的是译入语。而“动态对等原则”的核心就是要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法、习惯以及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译文不应该带有明显的译出语的痕迹，而是应该尽量自然而又不露痕迹地融入到译入语的语境和逻辑之中。其实，奈达强调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讲的翻译“归化派”。
在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方法或曰态度，即“归化派”和“异化派”。前者强调译文必须完全融入译入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使读者看不出是译文，例如清末的一些翻译家，他们采用纯正的中国古文翻译西方小说；而后者则倡导保留译文的异域风情和特点，甚至直接采用原文的音译，这样可以增加译入语自身的丰富性。这两派可以说是自古就有，双方谁也没有完全说服过对方，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种种译文也是齐头并进，半斤八两。
从经验来说，对于一场同传，听众更愿意听到的大多是“归化派”的译法，因为这样的翻译听起来会比较舒服。然而对于高度紧张工作的同传来说，想要始终做到“归化”处理却又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归化”对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有更长的EVS，也就是说你必须听更多的信息之后再对其加以处理，否则就只能遵循原文的结构和顺序，无法实现“归化”。大家在谈同传技巧时，往往会提到一种技巧，叫做“顺句驱动”，也就是说，顺着原文的句式往下翻译，不做任何顺序或结构的调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I saw Tom yesterday in the classroom where we used to have classes.如果是在同传现场，为了减轻压力，口译员很有可能会采取“顺句驱动”的方法尽量缩小自己的EVS，出来的译文可能就是：我看见Tom,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在那里上课。这样的译文看起来很蹩脚，但是高明、有经验的口译员就会对“顺句驱动”做一些调整和处理，从而使得全句显得更为自然，例如这样处理：我看见Tom了，那是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曾在那间教室上过课。这样的译文虽然还让人觉得不够“自然”，但也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临场应急处理方案了！
不过如果想要真正做到“自然”，恐怕更多时候，口译员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时候可能需要冒着遗漏信息的风险尽量拉开自己与发言人的距离，从而有更大空间可以对译文进行“归化”调整。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口译员能够在听到classroom一词的时候再开始翻译的话，出来的译文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昨天在教室见到Tom了，我们以前常在那间教室上课。如果口译员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的话，那就听完整句再翻译，效果就会比较接近笔译了：昨天我在以前上课的教室见到了Tom。不过这种等待全句结束的方法，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尽可能地调动你的“短期记忆”储备能力，而根据前文提到的Daniel 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如果太多的时间分配给了“短期记忆”，那么你能够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会骤然减少，从而带来漏听或漏译的风险。
从我个人的偏好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归化”处理的方法，也就是奈达谈到的“自然”。不仅是在英译中时如此，而且在中译英时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英文的语法习惯和文化逻辑。由于同传实现场即时翻译，听众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处理大量涌入的信息，所以“自然”的译文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建立起听众对口译员的信任度。不过，就任何口译员来说，想尽量采用归化译法的话，总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砥砺和磨练的！
七：一些比较重要的同传原则和技巧
要谈的这些同传原则和技巧都属于比较零散、比较边缘性的同传技巧。虽然如此，在同传过程中，它们仍然会对口译员的可信度和出色发挥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是口译员的声音问题。任何一个口译员都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声音。不是每个没有经过专门的发声训练的口译员都可以像播音员那样一板一眼、字正腔圆。然而在同传现场，听众都是通过耳机来听同传翻译的，佩戴耳机本身就不是一件什么令人感到舒服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谁都愿意直接听讲话。但是既然使用了耳机，同传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过于刺耳，也不要沙哑，因为这两种声音都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此外，还应该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具有一定起伏的语音语调，不要过于单调乏味，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如果一整天都听着单一、枯燥的翻译腔的话，很有可能会对翻译失去兴趣，宁愿半懂不懂地去听现场的发言，也不愿忍受翻译单调的译文。
其次是同传的装束问题。不是所有会议都要求同传西装革履。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著名体育品牌的营销人员培训，我因为事先没有询问主办方是否需要西装革履，为了避免主办方挑理说同传不穿正装（有的主办方事前会特别强调同传必须西装革履地去参会），我干脆就穿了一套西装去。可是到了现场就觉得有些尴尬，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身运动装，走在他们中间，自己觉得特别不自在，而参会的人也会觉得那天的翻译怪怪的！当然，反过来的情况也曾经碰到过，就是有些会议事先觉得没那么正规，因此穿得随意一些，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这是一场绅士们的聚会，大家都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而自己一身便装，在中间显得有点“猥琐”！因此，在会前一定要与主办方沟通会场的着装问题！
再次是在现场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处理办法。虽然至今没有一本专门针对同传的应急手册，然而同传在现场可能碰到的突发情况却并不少。同传机器可能出问题，由于技术人员没有注意而同传译员又没有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求调试，就很有可能在会议正式开始时，出现技术故障。那样的情况时很尴尬的，如果大会不得不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推迟，这时同传箱成了关注的焦点，坐在里面是很尴尬的。当然有的时候，或许会议开始前一切调试正常，而正是在开始后才出现问题，此种情况责任不在同传译员，所以不必在意，不过此时最好与主办方沟通要求他们向听众作出说明，因为听众一旦耳机里听不见声音了，往往分不清是技术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此外也有可能碰见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听众或者出于好奇，或者是不愿戴耳机，而跑到同传箱旁直接听同传的翻译，有时会站在同传箱旁，有时却会站在同传箱前，恰好挡住了译员的视线，这些都会给同传译员带来干扰，所以如果一位译员正在翻译，那么另外一位休息的同事就应该及时提醒听众，礼貌地请他们不要站在同传箱旁，以免影响同传的工作，一般来说，听众都会配合。如果遇到那种特别不讲理的听众，只好与主办方沟通，由他们来解决问题了。由此可见，同传现场遇到的种种突发情况在所难免，与主办方沟通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在这所有的过程中，同传译员自身都应该保持良好、稳定的心态，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总之有关同传的原则和技巧还有很多，同传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注重细节是一名合格同传译员的基本素质。在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技巧之后，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总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时我做同传这么些年的最大心得！
本文来源：同声传译姚斌的博客
第一条：Never let your audience dangle.
这条规律用英文说出来似乎很玄乎，不过如果用最简单的中文来说，就是：一定要把话说完整。
在我解释这条原则之前，还是先来简单回顾一下那个老掉了牙的funny story吧：
老Tom的楼上是个夜夜晚归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个习惯就是睡觉前会接连将自己的两只鞋扔在床边。每夜，老Tom都会被帕、帕两声惊醒。如此多日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上楼去跟年轻人交涉，那年轻人也满口答应，从此不再惊动Tom。当晚，年轻人回到床边，下意识地脱了鞋，帕一声扔在了脚边。此时，他突然想起楼下的Tom，于是他脱掉另一只鞋，轻轻地放在了床边。话说着楼下的Tom，早已被那一声脆响惊醒，可是他习惯听到的第二声却再也没有出现。可怜的Tom，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终于在挣扎了很久之后，披起睡衣，又去找楼上那位青年，请他再丢一次鞋，惟其如此，他才能安心入睡！这就是著名的The Other Shoe Dropping的故事！
今天谈的这第一条原则，其实也不妨称之为The Other Shoe Dropping的原则。在一场国际会议中，同传就是故事里的年轻人，而满场带着耳机的听众就是“可怜的老Tom”。我们口里说出的译文正是年轻人的一对鞋，千万不要让听众们等待不到另外一只鞋落地的声音，否则这就很可能是一次失败的翻译！
言归正传。“把话说完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判断一句话是否说的完整，在中英文中各有各的规则。然而大多不外乎需要有主语、动词和宾语这三大部分。中文讲究意合，发言人有可能常常会省略主语或者其他重要成分，然而当我们翻译为英文时，根据英语的习惯，却不得不补出主语等成分，否则英语听众往往会感到混淆困惑。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翻译过中文发言稿的人都会有过不断因为找不到主语，而反复用“we”的经历的主要原因。而英文注重的是形合，如果照直翻译，中文会显得累赘，甚至怪异，因此我们也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绕过那些“重复”字眼。例如：英文里说He hurts his own legs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中文里的“他伤了他自己的腿”就显得别扭、罗嗦，总觉得把与英文his相对应的“他”删去才顺畅，因为中文里确实不需要那么多形式标志。
说了这么多，也许都只是在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的情况下才会注意的到的中英文之间的微妙差异。然而，我们在做同声传译的时候，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往往会出现句子不完整的现象。同声传译，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瞬间的反应能力以及惊人的预测能力。由于大脑高度紧张而出现口不对心的情况很正常。记得当年学习时，听同学的磁带，也会经常听到一些正常情况下不会犯的错误，我记得自己听到最多的就是people is，甚至you is。这些口误，也就是英文所谓的slip of tongue在同传中是难以避免的，意识到、注意到、改掉也就好了，不过更难改掉还得数不完整句。我们常常会为了赶时间，而将开了个头的句子放弃不管，抑或是为了说完前一句话而没有听到后一句话的开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能是“扔出了一只鞋”，也许我们自己大多会由于精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会注意到，然而对于带着耳机听我们翻译的Tom们则苦不堪言。因为任何人在听别人说话时，按照正常的心理和听力习惯都是希望听到有头有尾的句子，如果总是在等待the other shoe dropping，感觉是很不好的！而这种感觉积累的结果可能直接导致翻译被投诉！因此，切记切记，要么不说，说就一定要说完整。不要让你的听众总是dangle in the air，否则你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第二条：Always make sense.
在英文中，人们常常用It makes sense或者是It doesn’t make sense来说明他们对一句话、一件事或者一种观点的认同或是反对。Sense通常被翻译为“感觉、感受”，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多地可能是意味着符合正常人、普通人的理性判断与逻辑。就像美国大革命期间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宣传革命思想，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常识》。《常识》一书在当时不足200万人的北美，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人手一册；华盛顿率领的士兵口袋中，也差不多都有一本。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整个英国，以及北美，《常识》是仅次于《圣经》的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由此可见，common sense一词所具有的意义关键在于成为普通人的共识以及他们思想与行动的基本逻辑。
在同传中，同样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常识”存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经常做经济金融会议的同传译员就必须对各种名目的数字的数量级有下意识地直觉。例如经常提到的中国GDP和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级就是万亿的（而且是美元为单位的），而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额则通常是以千亿来计算的，中国的人口、可耕种土地面积是十亿级的，而中国的钢产量则是亿级的。由于中英文数量级表达方法的差异，在同传现场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弄错数量级。数量级错一位就可能闹出很大的笑话，也会使行业内的专业听众对翻译失去基本的信任。如果你连在专业人士看来是最简单不过常识的数字都出错，那对于更为复杂的、鲜为人知的数字岂不是更频频出错？因此，在同传的基础课训练中，必要的直觉需要培养。与此相关的一条经验是：如果你确实在现场翻译时由于种种原因（或许是发言速度太快，或许是由于自己一时分神）没有听到具体的数字，那么千万不要生拼硬凑一个不着边际的数字，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将数量级说出，前面可以加上像several, a couple of之类表示数量的模糊修饰词，等到下次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时，尽量将其说得更精确些。以这种方式处理，应该不会引起听众的不信任之感，因为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些具体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早已是烂熟于胸，你只要提示一下，他们就一定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还是那句老话：宁缺毋滥！不过，推荐这种处理方式的初衷并非教人去偷懒，这只是一种应急的手段。如果条件适合，能够翻译出精确的数字，那有何乐而不为呢？
数字可能导致doesn’t make sense。论点也可能是。英文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双重否定的句式。我们在清醒的时候都知道双重否定其实就是肯定。然而在同传现场，在大脑高度紧张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听到一个否定词，于是经常会将原本肯定的陈述误译为否定的，从而既可能导致听众理解的困难，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对演讲者的怀疑。如果这一观点听起来过于荒谬，他们同样会怀疑口译员的能力。同传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智力活动，由于需要在瞬间处理大量复杂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不少同传译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有过在紧张工作后产生“酒醉感”的现象，也就是头重脚轻，好像两条腿不受控制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同传译员听清楚发言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是不大可能的。其实即便是在我们日常的谈话中，我们也不是听清楚了对方的每一个词之后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的，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常识将信息片断组合然后理解的。同理，在同传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常识”，除了一些专求创新的观点之外，大多数的观点至少是应该符合我们基本常识的，也就是说不会违背我们基本的判断和逻辑。因此，常识的积累将成为我们处理复杂句式的最佳办法。当然，对于同传译员来说，他的“常识”与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An interpreter knows something of everything。这里的“something of everything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常识”。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在每次翻译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充分了解相关专业的“常识”是不可缺少的。有了基本的常识支撑，无论是双重否定，还是三重否定，都会变得更容易判断。
说了这么多，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你要保证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符合常识的，否则只能导致听众的迷惑以及对同传译员的不信任！而保证译文有意义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常识”的积累，会前的准备和临场保持清醒状态！
第三条：Catch the beginning.
中文里我们常说，“虎头蛇尾”，意思是说一个人办事马虎，不能坚持到底。在同传中，“虎头”与“蛇尾”比较起来确实要更重要一些。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来谈同传的第三条重要法则：抓住开头。
英语系的同学们一定都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会训练一种“快速阅读”的能力，也就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阅读大量的文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阅读理解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也有大量的快速阅读题。记得当时老师们传授的一条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只读每段话的前两、三句话，甚至只是第一句话，因为理由很简单，作者往往会将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放在一段话的开头部分。一段话是这样，一句话也是这样，中英文中人们习惯于将想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放在句子的开头部分。这跟“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是一样的道理！
在同传的过程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常常会因为上一句的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密集而忽略了下一句话的开头。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然而后果却是严重的，因为在中英两种语言中，句子的重心一般都在前半部分，而且每一句话的开头部分往往是主语所在的位置。因此如果漏听了一句话的开头，你就往往无法判断发言人是在谈得什么话题。当然，对于有经验的同传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根据上文的意思进行推测等方式，来推测并补足主语或者主要话题。然而，即便如此，对口译员来说，没有抓住句子的开头仍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无论你的推测能力多强，经验多丰富，如果你遇到的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八股发言人，而是一位海阔天空、滔滔不绝的演讲者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因为漏掉一句话的主语，而或者是无法理解此话的真实意图而冒着误译的风险勉强译出你所听到的部分，或者就是只能“忍痛割爱”地完全放弃这句话的翻译。因为在同传中还有一条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则就是：宁可少译，不可错译。少译的部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回来，然而错译的部分却往往一方面会导致听众“大跌眼镜”，而另一方面又常常会影响到你对此后内容的理解和翻译！
由此可见，抓住开头对于同传译员来说绝对是个不容置疑的原则。那么既然如此中重要，我们又该如何去抓住开头呢。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同声传译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口译员们常常会将同传的现场比作上线on-line，的确在做同传的过程中，注意力必须200%的集中，只要稍有分心，就有可能漏掉大量信息。因此，在同传过程中如何分配精力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法国同传、学者Daniel Gile曾经写过一本专门讨论同传精力分配问题的专著，他提出一种称之为The Effort Model的精力分配模型来解释和分析口译员在同传时是如何分配精力，并应该如何优化精力分配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谈到的开头问题，其实有一条很简单实用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无论你处在翻译的什么阶段，一旦发觉演讲者已经另起一句，或者另起一段时，你就应该在不影响当前翻译的情况下，分配稍多一点的精力去听发言人的开头部分，一旦你听到了他的开头部分，大致知道他在这句中想要讨论的主要话题，那么你就可以收回分配过来的精力，并继续你的翻译。如果要问，分配稍多精力去听下一句的开头会不会影响到翻译上一句，答案是，如果处理得好是不会的。做过同传的人都知道一些拖延时间的方法。所谓拖延时间是指利用一些信息量较小，较为常见的词句来减轻自己一边听、一边译的负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倡导尽量用简单句翻译的原因。我们将在其他地方专门讨论简单句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上面谈到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处理方法，那就是如果希望自己能够跟上发言者的步伐，能够不丢掉句子的开头，那么就需要我们尽量缩小EVS，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紧跟发言人，甚至稍稍超过发言人的思维或者讲话速度（这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用到我们以后将谈到的anticipating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发言人的讲话结束的同时甚至稍早一点我们就已经完成翻译，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考虑占用翻译上一句话的时间和精力去抓住下一句话的开头了。
英语中有句谚语：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中文里也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切的原则都需要在反复多次的实战演练中实践和磨练，有意识地运用，才有可能转化为口译员的某种本能或者习惯。
第四条：Anticipating.
在心理学研究中，有所谓的“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主要的意思是，对于人类来说，任何信息的自身并不具有意义，只有当输入的信息与人们大脑中已有的知识背景与结构相结合时才具有意义。而这里的背景知识正是“图式理论”所谓的“图式”（Schemata）。举个简单的例子，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数百种表示各种形态雪的词汇，而对于长年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来说，可能就连雪这个概念本身都很少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生活经验的不同，人们思想中储存的“图式”也不尽相同。
大家一定都还记得，我们在为应付形形色色的英语考试而练习阅读理解的时候，总会有经验丰富的“高手”告诉我们一定要拓宽知识面，扩大阅读量。有同学问到我如何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反复强调拓宽知识面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如果说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是扩大词汇量的话，那么提高理解能力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识储备。我们常会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一旦读到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文章时，即便有不少生词，还是能够对文章大意猜个八九不离十，而如果阅读的是自己完全陌生领域的文章时即使全部单词都认识却仍然会出现茫然不知何意的现象。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背后隐藏的正是我们头脑中的“图式”，也就是我们的知识树，这棵树的枝干有多丰富，树叶有多茂盛，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就有多强！
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图式”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传们在一起聊天时常常会说，如果又会做同传，自己又有一个专业那是最好的。同传是一种能力、一种技巧，具有通用性，而通用性却又可能导致广而不精。所以如果能有一个专业，或金融、或法律等等就更好了。至少在做本专业方面的会议时，你有可能脱颖而出，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最好的翻译！
我们今天要谈的anticipating也就是“预测”，但并非毫无根据的预测，而是要根据我们的“图式”进行有方向、有依据的预测！当然我们不可能保证预测永远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正确与否我们的预测都会对同传的顺利进行产生积极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正在现场翻译一次金融方面的会议，其主题可能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那么在与会之前我们就必须筹划建立我们有关此次会议的“图式”，也就是背景知识。对于职业口译员来说，为会议做200%的准备并不夸张，因为你除了需要阅读会议主办方提供给你的、与会议直接相关的资料之外，还必须要寻找和阅读大量与会议讨论话题间接相关的背景资料。更有甚者，如果你所要做的会议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可能仅仅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背景材料远远不够，那样的情况下你最好去图书馆找一些相关专业的书籍系统阅读，从而形成一个有关该专业的基本的概念框架和知识结构。当然我所谈到的这些都是针对职业口译员的，在目前的市场上，能够做到200%准备的口译员并不多。一是因为会议主办方往往直到会议开始前不久才联系译员，二是由于某些口译员在“旺季”是根本没有工夫精心准备每一场会议。
回到我们的例子。这场金融会议讨论的既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在会前所需要做的“头脑风暴”有哪些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宏观经济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像GDP，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等。其次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恐怕应该是有关这一话题的最前沿的概念、研究和实践。因为需要同传的大型国际会议往往都是中外专家、学者和官员交流最新行业信息的平台，他们讨论的话题常常不会限于我们日常所了解到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是不断触及到许多虽然已经提出，但却并未普及的理念。例如与GDP相关的话题，发言人就有可能讨论到绿色GDP的概念或是某种前沿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如果我们对这些前沿理论与概念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仅凭临场的发挥，恐怕难免会有疏漏。
如果说有关宏观经济的话题在网络上几乎能够找到所有基本信息和最新信息，那么对于一些生僻一些的话题，我们恐怕就得更多地依赖图书馆。例如我曾经与一位同事合作过一场有关石油勘探与采集的研讨班，一周的时间外国专家授课，与以往一些会议只讨论有关石油发展的宏观趋势和政策不同的是，研讨班所涉及的话题非常深入、具体，而且前来听讲的也都是中方的技术人员。记得当时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如果让你们俩去油田待个半年，这些技术细节你们就都理解了！可惜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我们只是同传，是这一场石油，下一场生物质燃料的口译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同事只能依靠从图书馆借来的一些相关书籍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石油勘探、钻井与采集的基本词汇的中英文对照，以及相关的知识。由于我们的精心准备和预测，现场的中方技术人员都纷纷过来询问我们是不是就是石油行业的从业人员。
除了会议前的准备和预测，在做同传的过程中也充满着预测的乐趣。我们的“图式”不仅包括对相关话题的知识储备，还应该包括对于一般发言稿的风格与结构的了解。在一本名为《目的性行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的翻译理论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目的性理论”(Skopos Theory），即选择何种翻译方式应该有翻译的目的来决定，也就是要根据文体的功能进行翻译。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文体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在同传的预测过程中有的放矢。例如，发言人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则采用的发言方式无非就是几种，像先提出一个反面的观点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或者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强调说明，又抑或是先用一个实例引出自己的结论等。我们若是能够对这样一些基本的语篇习惯及其结构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在同传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发言人即将谈到的内容加以预测，这样往往可以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翻译质量方面。
当然，预测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预测错误怎么办。英国诗人蒲柏在诗中说：It’s human to err，同传也并不会因为精心准备就具有某种百读不侵的特异功能。同传出错，如何“勾”回来，那是另外一个需要一整篇来讨论的话题，此处暂存不论。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预测出错并不可怕。在同传过程中，我们不断预测，如果预测正确，那么事半功倍；如果预测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我们可以很快抓住正确预测那部分所腾出的时间处理错误的部分；而如果预测完全相反，那更好了，因为我们只要把自己所想的话反过来说就可以了，不是吗？
问一问有经验的同传译员，几乎人人都有不断预测、有不断根据现实修改预测的经历，用句俗语说就是：预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预测是万万不能的！
第五条：Using simple sentences.
真理永远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就像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180度，一加一等于二。真理不仅简单，而且一定是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所易于理解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说话可能各有各的风格，有的人喜欢用简单直接的真理式语言，而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些繁冗反复的语式。作为一名同传译员，各种说话的方式都碰到过，然而回头总结一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一位正常演讲人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表达一种观点和看法；无论演讲人采用什么样的逻辑和证据去表达和阐述其观点，其中心意思一定是融会贯通在每一段表述之中的！
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在工作时的精神压力是很巨大的。对于一名合格优秀的译员来说，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始终保持表面的平静和某种绅士风度。即使发言人的讲话再快、再乱，一名优秀的译员也仍然需要表现出良好稳定的心态和平稳准确的翻译状态。记得曾经有位联合国资深同传来北京讲学时提到他去动物园看鸳鸯的故事甚是有趣。他打趣说同传译员其实就像是在水面游泳的鸳鸯，表面看去姿态优美、闲适，在水面上不紧不慢地划出漂亮的水韵，然而如果往水面以下观察，会发现它们的腿在水下紧张快速，甚至有些忙乱地划动着。同传译员与此相似，大脑在高度紧张快速地工作着，然而表面上却仍然需要表现出不急不忙的优雅风度！
想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种种技巧之外，尽量使用简单句表达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技巧。在口译现场，使用简单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只是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尽量使用简单句，那会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在写作是能够心无旁骛地专心遣词造句，选择简单句式，然而在口译的现场，如果发言人本身说的就是简单句还好，如果碰上一位特别喜欢拽长句的发言人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
一般说来，除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和观点必须用诘屈聱牙、回环往复的方式来表达之外，在同传所能接触到的主要学科领域通常都不会遇到无法用简单句来表达的观点或逻辑。我们所谓的简单句，大概指的就是由主谓宾三个成份组成的基本句式。在中英文中，这种句式都是最基本的，任何复杂的长句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般都可以简化为有多个简单句组成的结构。如果专门学习过笔译，大家一定训练过长句的翻译，而翻译长句的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拆而分之”。“拆分法”的关键又在于辨别主句和从句，再分别寻找到主从句的主谓宾。在文学翻译中为了体现原文的语言风格，也许这种化繁为简的方法并不可取，然而在口译工作中却是完全适用的。
有过用英语写作经验的人一定都能感受到驾驭英文长句的难度。即使是我们的母语中文，驾驭长句也会增加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负担。前问题到过的法国学者Daniel Gile就曾经在阐述他的“精力分配模型”(The Effort Model)时提出过一条“最省力”(The Least Effort）原则。他的意思是由于同传对于译员大脑处理信息能力的苛求，译员往往会选择“最省力”的处理方式。同传译员在现场工作时大脑至少同时要处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首先是发言人的信息输入，其次是对信息的分析、归类、消化、理解，再次是对信息的翻译，最后是以另外一种语言输出信息。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因为在同传过程中还有许多边缘性的信息也在争夺者空间。例如，译员必须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来储存短期记忆，也就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分析和翻译的不断涌入的信息，它们需要通过译员的短期记忆来暂时保存。此外，译员在现场还会碰到机器噪音、会场杂音，甚至会场突发情况的种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译员别无选择而只能努力使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最大化，并同时使得自己花在每一项信息处理任务方面的精力最小化。
使用简单句，为的正是使自己花在输出方面的精力最小化，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方面的信息。当然，倡导使用简单句，并不意味着要求译员的每一句译文都要像I’m a student这样简单，而只是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使得译文简单易懂，尽量使用比较简单的句式，这样不仅减轻了口译员的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听众的理解。至于什么样的句式才算是简单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应该去讲写作的书中找，不过这里可以推荐一本英文书名曰：Style，专讲英文写作，写得很好，很有借鉴价值！
还有一点提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同传中遇到长句最好拆为短句、简单句，然而为了使疑问不至于显得过于单调、刻板，不妨在遇到简单句的时候做一些“加花”的处理，因为此时你会有更多精力可以分配给译文的输出！
第六条：Be natural.
Be natural 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要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自然”是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倡导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 Dynamic Equivalence）的核心概念。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走向翻译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指出，“动态对等”指向的是译入语。而“动态对等原则”的核心就是要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法、习惯以及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译文不应该带有明显的译出语的痕迹，而是应该尽量自然而又不露痕迹地融入到译入语的语境和逻辑之中。其实，奈达强调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讲的翻译“归化派”。
在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方法或曰态度，即“归化派”和“异化派”。前者强调译文必须完全融入译入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使读者看不出是译文，例如清末的一些翻译家，他们采用纯正的中国古文翻译西方小说；而后者则倡导保留译文的异域风情和特点，甚至直接采用原文的音译，这样可以增加译入语自身的丰富性。这两派可以说是自古就有，双方谁也没有完全说服过对方，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种种译文也是齐头并进，半斤八两。
从经验来说，对于一场同传，听众更愿意听到的大多是“归化派”的译法，因为这样的翻译听起来会比较舒服。然而对于高度紧张工作的同传来说，想要始终做到“归化”处理却又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归化”对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有更长的EVS，也就是说你必须听更多的信息之后再对其加以处理，否则就只能遵循原文的结构和顺序，无法实现“归化”。大家在谈同传技巧时，往往会提到一种技巧，叫做“顺句驱动”，也就是说，顺着原文的句式往下翻译，不做任何顺序或结构的调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I saw Tom yesterday in the classroom where we used to have classes.如果是在同传现场，为了减轻压力，口译员很有可能会采取“顺句驱动”的方法尽量缩小自己的EVS，出来的译文可能就是：我看见Tom,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在那里上课。这样的译文看起来很蹩脚，但是高明、有经验的口译员就会对“顺句驱动”做一些调整和处理，从而使得全句显得更为自然，例如这样处理：我看见Tom了，那是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曾在那间教室上过课。这样的译文虽然还让人觉得不够“自然”，但也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临场应急处理方案了！
不过如果想要真正做到“自然”，恐怕更多时候，口译员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时候可能需要冒着遗漏信息的风险尽量拉开自己与发言人的距离，从而有更大空间可以对译文进行“归化”调整。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口译员能够在听到classroom一词的时候再开始翻译的话，出来的译文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昨天在教室见到Tom了，我们以前常在那间教室上课。如果口译员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的话，那就听完整句再翻译，效果就会比较接近笔译了：昨天我在以前上课的教室见到了Tom。不过这种等待全句结束的方法，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尽可能地调动你的“短期记忆”储备能力，而根据前文提到的Daniel 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如果太多的时间分配给了“短期记忆”，那么你能够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会骤然减少，从而带来漏听或漏译的风险。
从我个人的偏好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归化”处理的方法，也就是奈达谈到的“自然”。不仅是在英译中时如此，而且在中译英时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英文的语法习惯和文化逻辑。由于同传实现场即时翻译，听众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处理大量涌入的信息，所以“自然”的译文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建立起听众对口译员的信任度。不过，就任何口译员来说，想尽量采用归化译法的话，总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砥砺和磨练的！
七：一些比较重要的同传原则和技巧
要谈的这些同传原则和技巧都属于比较零散、比较边缘性的同传技巧。虽然如此，在同传过程中，它们仍然会对口译员的可信度和出色发挥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是口译员的声音问题。任何一个口译员都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声音。不是每个没有经过专门的发声训练的口译员都可以像播音员那样一板一眼、字正腔圆。然而在同传现场，听众都是通过耳机来听同传翻译的，佩戴耳机本身就不是一件什么令人感到舒服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谁都愿意直接听讲话。但是既然使用了耳机，同传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过于刺耳，也不要沙哑，因为这两种声音都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此外，还应该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具有一定起伏的语音语调，不要过于单调乏味，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如果一整天都听着单一、枯燥的翻译腔的话，很有可能会对翻译失去兴趣，宁愿半懂不懂地去听现场的发言，也不愿忍受翻译单调的译文。
其次是同传的装束问题。不是所有会议都要求同传西装革履。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著名体育品牌的营销人员培训，我因为事先没有询问主办方是否需要西装革履，为了避免主办方挑理说同传不穿正装（有的主办方事前会特别强调同传必须西装革履地去参会），我干脆就穿了一套西装去。可是到了现场就觉得有些尴尬，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身运动装，走在他们中间，自己觉得特别不自在，而参会的人也会觉得那天的翻译怪怪的！当然，反过来的情况也曾经碰到过，就是有些会议事先觉得没那么正规，因此穿得随意一些，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这是一场绅士们的聚会，大家都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而自己一身便装，在中间显得有点“猥琐”！因此，在会前一定要与主办方沟通会场的着装问题！
再次是在现场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处理办法。虽然至今没有一本专门针对同传的应急手册，然而同传在现场可能碰到的突发情况却并不少。同传机器可能出问题，由于技术人员没有注意而同传译员又没有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求调试，就很有可能在会议正式开始时，出现技术故障。那样的情况时很尴尬的，如果大会不得不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推迟，这时同传箱成了关注的焦点，坐在里面是很尴尬的。当然有的时候，或许会议开始前一切调试正常，而正是在开始后才出现问题，此种情况责任不在同传译员，所以不必在意，不过此时最好与主办方沟通要求他们向听众作出说明，因为听众一旦耳机里听不见声音了，往往分不清是技术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此外也有可能碰见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听众或者出于好奇，或者是不愿戴耳机，而跑到同传箱旁直接听同传的翻译，有时会站在同传箱旁，有时却会站在同传箱前，恰好挡住了译员的视线，这些都会给同传译员带来干扰，所以如果一位译员正在翻译，那么另外一位休息的同事就应该及时提醒听众，礼貌地请他们不要站在同传箱旁，以免影响同传的工作，一般来说，听众都会配合。如果遇到那种特别不讲理的听众，只好与主办方沟通，由他们来解决问题了。由此可见，同传现场遇到的种种突发情况在所难免，与主办方沟通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在这所有的过程中，同传译员自身都应该保持良好、稳定的心态，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总之有关同传的原则和技巧还有很多，同传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注重细节是一名合格同传译员的基本素质。在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技巧之后，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总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时我做同传这么些年的最大心得！
本文来源：同声传译姚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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