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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恒俊、姜廷:父亲姜椿芳的**翻译家与出版家之路

纪恒俊、姜廷:父亲姜椿芳的**翻译家与出版家之路

我们的父亲姜椿芳16岁时就随奶奶从江苏的常州到了东北的哈尔滨,找在那里打工的爷爷,为的是让父亲学会俄文,能在中东铁路找到工作,能有个铁饭碗。奶奶给他找了个白俄的侨民当老师,每天学习一个小时。但这位老师不会中国话,只会英语、用英语作解释,父亲仅靠小学时学的简单的英文,听俄文课,其难度可想而知。俄文连续不断地学习了一年,程度还是很差,家中生活又极其困难,无力继续学习。但必须靠这一点资本去找工作,几经周折后,在1930年初,经朋友介绍,父亲进了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当翻译。

“硬译”的工作使俄文水平**着提高

通讯社每天要给全市发通讯稿,父亲每天必须翻译出一两千字的新闻。俄文晚报一般下午3时左右出版,收到报纸立刻着手翻译(还要先看一下哪些是中午早报上所没有的消息,哪些消息是值得报道给中国读者的)新闻必须抓紧时间,当天的报当天译,时间有**,傍晚7时截稿,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版、油印至晚上9时,分送到各报馆去。一个俄语程度很低的人要在两三个小时译出两千字左右的新闻稿,看得懂看不懂的都得赶快译出,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只能翻查字典。译出来的新闻还要文字通顺,第二天要见报的。畏难不干又不行,好容易才找到这个职业,生活逼着他必须硬着头皮干下去,爷爷奶奶还靠着他呢。在种压力下,父亲每天过着煎熬的生活,看报查字典、深思苦想、选择新闻,每天做着“硬译”的工作。俄文水平被强迫着提高,这煎熬的译报工作延续了近两年,1931年底日军攻入哈尔滨,光华社停办,父亲也失业了。

这是父亲在翻译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他总结这段时间的经验是:“做任何事情,包括翻译在内,要能够有所成就,必须有一个艰苦钻研、努力坚持的过程。”将近两年的译报工作,在工作后期,父亲已经能够比较愉快地胜任,而且翻译的内容又是多样化的,**、经济、社会等各类新闻,使得他就有机会掌握比较广泛的语汇。

参加**之初的翻译与编辑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父亲参加了**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加入了中国cpc,并担任哈尔滨团市委宣传部长,开始了**生涯。当时任本人中央**局委员的罗登贤找只有20岁的他,派他到英亚通讯社工作,英亚社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那是个绝对保密的工作。父亲了解到组织的期待和地下斗争的严酷,那时候,父亲还要靠翻译来维持全家的生活,白天做党团的工作,下午到英亚社工作。那个时期,所有东北的消息,关于各地义勇军和抗日部队的消息,以及来自上海、天津的中国工人的斗争、农**动、社会名流营救被捕cpc人的消息,都是他通过英亚社这个渠道发送出去的。父亲的足迹和党的斗争需要密不可分。在此同时,省团委又让他负责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团省委机关就设在父亲的家中。

由于父亲的出色工作,哈尔滨省党委根据**形势的需要,调他到省党委工作,父亲家又成了省党委机关。爷爷奶奶也充当了放哨员、交通员、送情报的工作。工作相当危险,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为了斗争的需要,这个**家庭在哈尔滨搬了13次家。1933年,从南满游击队到哈尔滨来开省党委扩大会议的杨靖宇将军在父亲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军委负责人李兆麟、省委**李实、组织部长何成湘经常来父亲家开会。省党委又决定让父亲负责编辑党报《满洲红旗》(后又改名为《东北**》)。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父亲在英亚社秘密工作了4年,国际知识扩大了,**经济、马列主义理论的术语也掌握得多了,更有机会接触较多的苏联报刊和文学杂志,开始在文学翻译上试笔,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做准备。

1936年春夏之间,他和金剑啸合编的《大北画刊》发表了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因而被捕。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被上了老虎凳,他编造了假口供,在各方面的千方百计帮助下获释。同年7月,父亲离开了**8年多的哈尔滨,转到了上海,开始了新的**之路。

“时代”的十年辉煌与“上俄”的筹办

父亲到了上海之后,进入了专门放映苏联电影、专门经营苏联电影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他的工作是翻译所以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和影片中的对白(作为字幕),因此有更多的机会观看苏联影片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片,这使他是视野扩大到艺术领域。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中心,父亲认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1936年10月10日,父亲还见到了鲁迅先生(见《鲁迅日记》),并邀请鲁迅看电影,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鲁迅先生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地下党组织分配给父亲的工作是搞戏剧运动。他翻译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歌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里的《赌棍》、丹青科的《往事点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成为专门的戏剧翻译家。

在“孤岛”时期,当的所有报刊都**停刊,急需另辟宣传阵地,地下党组织把这一艰巨的任务派给父亲这个懂俄文的人,他去设在租借地的塔斯社找负责人联系,商量办一份中文日报,但这个日报没有办成,却同意办了一份《时代周刊》,1941年8月20日创刊,以后发展成时代出版社,1942年又增出了《时代日报》,团结了一大批俄文翻译工作者,父亲又逐渐变成了文学翻译家。

1942年,父亲只有30岁,而其工作面之广却是惊人的!他做新闻工作、电影宣传工作、编辑工作、戏剧工作、出版工作、**工作、翻译工作。父亲在工作上异常认真,抓得很紧,不放弃任何可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做得那么深入,那么出色,那么令人念念不忘。

父亲是社长、总编辑,还要负责一般性组织管理工作,社会活动也特别多,不得不给自己分配一些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工作。诗歌、剧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这些都是选择翻译的对象。随后,父亲又翻译了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没有译完,因原作也未写完,普希金的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解放后又译了高尔基的剧本《敌人》《怪人》《小孩子》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肥缺》、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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