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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队长和“死猪乐队”》

《胖队长和“死猪乐队”》


胖队长和“死猪乐队”


来源:作者:孙永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每年的国庆节或五一节,我们都要参加庆祝活动。节前,有“**任务”的同学都感到很光荣,主任还要给大家作动员,讲这次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呀,注意事项呀,纪律什么的。先是富主任讲话,然后是张主任补充。那时只要一沾点儿**什么的事情,即便就是一次迎宾活动,学校领导都特别重视,而且亲自作动员。讲它的**意义、国际影响等等,还特别强调安全的重要。富主任讲得很细致、很周到。比如他要叮嘱,吹笛子的要看看“笛膜”带了没有?拉二胡的要看看松香少不少?敲鼓的检查一下鼓锤儿,打镲的要看看镲上的绸子扣是不是系结实了?别刚打了几下,“呱喳”镲掉地上了,大伙都得看你。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富主任讲话幽默风趣,很受人欢迎。

  张主任讲话呢,特点是有口音语速比较慢,表情丰富。他讲话比较注重大的方面,什么国际影响啦,对外交往啦,总之跟我们现在地位和作用都差之甚远,他的讲话给我们印象不深。但有一句话大家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给学校的铜管乐队、丝竹乐队和舞蹈队讲话,他的南方口音很重,讲话又爱拉长音,提到铜管乐队,就把铜字的音拉得很长:“我们通(铜)——管哟(乐)队”;提到丝竹乐队时,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你们死(丝)猪(竹)哟(乐)队咧,”。散了会,铜管乐队和舞蹈队的就一次次地重复着张主任的“死猪乐队”,以后大家索性就把丝竹乐队叫“死猪乐队”了。

   铜管乐队的人数是固定的,乐器就二十几件,想增多就得花很多钱,而学校又没有钱去购置新乐器,个人更买不起;丝竹乐队的人数不好固定,因为有的乐器是人家自己的,有的是学校的,有时也许是三支笛子,而有时就一支笛子。如果有会吹唢呐的就可以吹唢呐,但一般人都不会,会吹笙的也不多。还有那个又大又重的低音胡,谁都不爱使它。丝竹乐队的人数最多时可与铜管乐队并驾齐驱,人少时也就十多个人。丝竹乐队没有迎宾任务,平时就在课外小组活动的时间练习一些曲子,集中练习是在每年的国庆节或五一节前夕,全校停课一周或十天,有任务的留在学校练习,没有任务的同学就到附近生产队劳动。

  丝竹乐队自从被张主任冠名“死猪乐队”后,我们这些队员就经常受人挤兑:“你们‘死猪乐队’在哪儿活动呀?” 有的干脆就说.“死猪跟我们后边走!”。连“乐队”都给省略了。

  “死猪乐队”的队长比我高一个年级,我应该叫他“师哥”,我们都在回民灶吃饭,听说有时他也到汉民食堂吃饭,被我们回民食堂的大师傅看到过几次,我们这位倔脾气的大师傅很瞧不起他。他有哮喘的毛病,说话时喉咙里总带着点杂音。好像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许多女生都不太喜欢跟他接近,他却总爱跟女队员套近乎。我曾见过他经常去找一个“小师妹”那是比我们还小的一个小师妹,人长得很甜,不在回民食堂吃饭,不然我们都会认识的。我估计大概是在迎接新生时认识的,因为开学不久那个小师妹就来到了丝竹乐队,我不知道那个小师妹是否也喜欢他。我们的队长是在前一任队长毕业之前接任队长职务的。因为它长得比较胖,我们就管他叫胖队长。

  胖队长是拉二胡的,笛子也能吹,但他的气力不够,吹长音不行,中间得停顿一两下。低音胡没人拉,胖队长就说“没人,我——来!”从这点上看,胖队长还是很憨厚的。

  我们这个丝竹乐队平时活动比较稀松,大家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几个水平比较高的老队员平时训练就不够认真,他们几个爱凑一起演奏《喜洋洋》、《步步高》,其他人就成了观众,这时胖队长也会加入进去,跟着玩儿一把。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国庆节或五一节,因为都要参加**的晚会,丝竹乐队不像铜管乐队活动那么多,也很少参加国庆的**,主要任务是给舞蹈节目伴奏。

  每到有什么**任务要来时,胖队长就要给大家说几句。他说话基本是重复主任的内容,所以很少有人认真地听。没什么人听,他也继续讲,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修养——当领导的修养,这种本事看来也得“从娃娃抓起”。乐队里也有指挥,他是打扬琴的,脾气比较急躁,虽然他会的乐器不少,但当不了队长。既然不是当领导的材料也就罢了,他却给自己找个理由:我才不当那“臭皮囊”呢!这理由似乎有些矫情,你当不上领导就当不上呗,干嘛还骂人家能当领导的是“臭皮囊”呢?

  国庆节前集中训练,在主任们讲完意义后就分开训练了。我们“死猪乐队”在胖队长的带领下回到平时练习的音乐教室,胖队长就开始讲话了:“刚才我们都听了富主任和张主任的动员报告了,大家特别要特别要记住啊,我们不光是代表咱们学校,而是代表着北京,代表着中国。人家外国人可不把你看成张三李四,人家就说你们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从这开始,下面的都是重复主任的话了:“我们要争取亚洲非洲人民的支持,孤立美帝和苏修是不是,得孤立他们。”

  打扬琴的终于听得不耐烦了:今天还练不练了?不练就散!

  胖队长笑着回答:练,练,我们必须要把重要意义弄,弄明白了,大,大家先别着急。胖队长一着急说话就有点儿结巴。

  开始练习时,要先“对弦儿”,没有定音哨,就由扬琴打出一个音阶,有时也用笛子来定弦儿。这时需要队长来一个个地听:胖队长听得很认真:“里弦儿再高点儿,太高了,降点儿,降点儿,好啦!”

  对完弦儿,就开始练习曲子。“我们还得把《孔雀舞》的曲子再练习一下,注意那句:‘迷、迷都拉都来——迷!’那里有个符点,注意,注意呀有个符点!”他的话还没说完,扬琴就开始了,大家都得跟着扬琴走。扬琴兼乐队的指挥,所以显得很牛。打扬琴的也是一位“师哥”,戴着一副白边眼镜,分头总是那么整齐人长得很精神,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个“帅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据说,他原来在铜管乐队,因为跟队长闹意见就离开了铜管乐队到丝竹乐队来了,乐队的人都有点怵他。要是有人抢拍不听他的指挥,他一点儿面子也不给,说训人就训人。听说他们家里的人有不少是搞音乐的,也许还是在专业团体里,可惜我怎么也想不起他叫什么来了。在乐队里,队长像是有“行政职务”的**一类人物,而指挥不是什么“实权派”人物,只是一个业务负责人而已。

  那年国庆节要去**参加联欢,我们白天刚参加完文艺大队的**,晚上又得去**参加联欢,中间只休息三个小时。师范学校的队伍每年都是在珠市口附近的冰窖厂小学休息,听说那里的大队辅导员也是我们的“师哥”。胖队长这天非常忙,他工作很负责,一个一个地检查乐器,看看谁的二胡上的松香还没上好,就马上督促:“你怎么还没上松香?”那个队员说松香用完了,胖队长当时真有点儿急了:“不,不会呀,**时我带了不少呢,谁拿去了?”然后就喊:“谁手里还有松香?松香!”……直到都准备完毕才放心。我看他的额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儿。

  1963年的国庆节比前两年要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副食的供应也比以前充足多了。带的饭除了那是一毛钱一个的“甜圆面包”外,还有两个香肠,我们回民则是两个煮鸡蛋。我看见胖队长把一个鸡蛋给了那个小师妹,他在咬一根香肠。这使我很惊讶:队长是回民呀,怎么吃汉民的东西?这也证实了他去大食堂吃饭不是别人诬陷。

  1964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胖队长他们正在小学里实习,丝竹乐队的队长已经换了人,但胖队长对自己曾担任过领导的乐队还情有独钟,专程跑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大家。胖队长似乎消瘦了一些,说话时喉咙里依然带着杂音。他和大家打着招呼,眼睛在寻找着什么。然后悄悄问一个女生:“哎,师妹那谁没来呀?”这个师妹似乎是明知故问地逗他:“谁呀?谁没来呀,队长,这不都在这儿吗?”胖队长又巡视了一番,表情有点儿失望,牙齿咬着下唇,像是在思考又像明白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是来找那个小师妹的,但小师妹已经不在丝竹乐队而跑到铜管乐队打小鼓去了。在丝竹乐队时,那个小师妹也没有正经的乐器,二胡不会拉,笛子不会吹,就是敲敲木鱼或“撞钟”,我怀疑是胖队长硬给拉进来的。

  那次见到胖队长后,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毕业后胖队长分到哪个小学了我也没去打听。只有一个消息很准确,那就是他曾喜欢过的那个小师妹,早已经移情别恋了。

  2009年2月19日晨20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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