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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与“五一”节》

《天坛与“五一”节》


天坛与“五一”节



来源:作者:孙永安



  解放之初,中国处处都在学苏联,节日也学苏联。那时最受关注的节日已不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春节,而是“五一节”和“国庆节”。

  从1950年到1959年,每年苏联在“五一”都要搞阅兵和群众**,我们“五一”也搞群众庆祝**,只是没有阅兵。1960年的“五一”就不再搞群众**活动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空着肚子去**怎么行?于是就改为“游园活动”,这样,“五一”劳动节白天就在各大公园举行游园联欢活动,晚上仍然在**广场举行联欢晚会,**、工人体育场和中关村等处还要燃放礼花,倒也非常热闹。大约1980年以后,“五一”白天的游园活动就取消了,晚上也不再搞晚会。

  1960年代,我们白天要去公园“联欢”,晚上再去**“狂欢”,一百多“有任务”的同学就得忙乎一整天。能赶上个星期日还可以多休息一天,不然是很辛苦的。我们师范学校地处城南。每年五一都是在天坛公园进行联欢活动。

  天坛地处北京城南,距离“中央”比较远,所以国家主要领导人一般都很少莅临。**主席、**委员长、**总理、**副总理和**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都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或中山公园和群众一起联欢。鲜有国家领导人来天坛“和群众一起联欢”。那时还没有央视直播,就是有的话,也都集中人马到文化宫或中山公园,天坛这个地方,顶多给几个镜头。“五一”白天的游园活动毛主席是不参加的,只有晚上才出现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起“共度节日”。

  古老的天坛公园,平时游人稀少。静静的古柏围绕在祈年殿的四周,那些柏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树龄都在百年以上,老气横秋却又与世无争地矗立在那里。夏天在这里乘凉确实不错,但来的人也不多。即便是中心地带也不够齐整,青砖地的缝隙里都长着野草,平时也没人专门清理,野草们活得都很健壮,还有很多无人光顾的场所,荒草长得又高又茂盛。乌鸦一叫,还能听到回声。那时的天坛真不配“公园”的称号,四周的“坛墙”破烂不堪,城砖也有被人偷了去的,露出了里面的夯土。只有靠北边的坛墙解放后修了一下,因为沿着坛墙还有一趟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来驶去,从天桥到崇文门往返开,后来城里这仅有的两条有轨电车也给都取消了。只有祈年殿还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作为天坛标志性的建筑物供游人参观。进到祈年殿里,除了几根大柱子,也没什么好看——老百姓都不是建筑学家,对它在古建筑方面的成就也不太关心。南面的回音壁倒是个好去处,到这里玩的孩子们都爱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着对方说话的声音。其他地方几乎都是铁将军把门,许多年都不对外开放。

  天坛,真的没什么可玩,受到冷落也在情理之中。年轻人都很少到这里来。由于过于清凉,连“搞对象”的都很少光顾这里,或许是嫌这里“柏森森”的气氛过浓,没有一丝的“浪漫”吧。那时,老人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们都在忙于生计,很少有闲工夫去逛公园,即使有工夫,谁也不爱到这里来,“除了亭子就是树,逛什么劲儿呀!”人们把祈年殿叫“亭子”。

  哪像现在!现在的天坛公园简直被老人们“独霸”了,到60岁的和不到60岁的,都有“公园年票”,所以磕头碰脑的尽是老年人:老年舞蹈团、老人歌唱团、老年健身队、老年口琴队、太极拳、柔力球、练剑的、练拳的、踢毽子的……多得不可胜数。如今的天坛公园成老人们的天下,这样说一点儿不过分。即使是严寒的冬天,这里也不再寂寞,照样有人来这里唱呀跳呀的,如今的老人们,活得可开心了,似乎要把青春失去的那部分快乐给“找补”回来。

  从前,进天坛的门票才三分钱!北海公园的门票是五分,只有故宫和颐和园的门票是一毛。不知有没有人收藏过当年这“三分钱”的门票。现在,天坛公园门票随着祈年殿身价的高升,票价也今非昔比了,全价票是过去的一百倍!足以使晓得今昔门票“天壤之别”的人,冒出一句时髦的慨叹——“我靠”。

  让历史再回到四、五十年前吧。

  当年的天坛,平时可安静了。只有在“五一”前,园里的工人才忙碌起来:摆放鲜花,搭台子布置演出场地,布置彩旗和巨幅标语,划定演出区域……,把这古老的天坛打扮得妖妖艳艳。等节日一过,天坛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国庆节前,天坛公园成了军乐队集中训练的场所。解放军**军乐团人数不够用,每年要从其他军区借调演奏员,九月都集中到天坛公园来训练。上千人的军乐团一起练习,声音也不小呢,有时我们在教室里上课,都能听到军乐团的演奏。他们都住在祈年殿两侧,搭着绿色的帐篷,过着军营似的的生活。国庆节一过,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天坛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天气渐渐凉了,来天坛的人就更是稀少,偌大的公园里,大概只有清扫的工人,用大扫帚在地上一笔一笔地书写着“一”。

  1960年后的“五一”节,这里可谓“盛况空前”。因为要搞庆祝游园,所以来的人就比平时多出几十倍。那时我国人口才六亿多,北京的人口也才七、八百万,许多北京人都到城里的一些公园去了,来天坛“游园”的还没现在平时的人多。

  天坛地处崇文区,作为北京庆祝“五一”的一个单位,当然也有专业文艺团体来这里表演节目,歌舞呀戏剧呀杂技呀曲艺什么的。但多数人都比较喜欢歌舞节目,表演其他节目的地方,观众也相对稀少。歌舞节目安排在祈年殿前面,方便记者照像,可以把祈年殿一起摄入镜头。

  “五一”节,天坛的正门布置得非常漂亮。椭圆大红的宫灯非常醒目,巨大的横幅上写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道两旁全是鲜花和彩旗。现在这种布置似乎已经很平常,但当时为什么会让人们有“节日”的感觉呢?那时大街上,公园里平时都不挂大红灯笼,也很少挂横幅,插彩旗什么的,只有到了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才张灯结彩。不像现在,有事儿没事儿门口都挂着一对大红宫灯。连大学的办公楼前平白无故地也挂着两个大红灯笼,为了照明吗?不是,那为什么要挂为装点节日气氛的红灯笼呢?——说不清,或许懒怠挂上又摘,摘了又挂的,为省事起见,干脆咱们就天天“过节”!

  我们的联欢地点虽然跟祈年殿的“直线距离”很近,只不过人家是在台阶上边,我们在台阶下边——这层次差别可就大了。专业的演出都有舞台有幕布,还有扩音设备,我们没有;专业演出还都有固定的“有组织的”观众,我们也没有。我们有点儿像天桥“撂地摊”的,但我们的地方很宽敞,我们有铜管乐队和丝竹乐队,我们还有很艳丽的舞蹈服装,我们的乐队一演奏,立刻就把许多零散的游人给吸引过来。我们同学跳的蒙古族的“挤奶舞”、新疆舞都很有水平。我们也无意跟人家专业的攀比,自拉自唱,自我欣赏,有点儿“自娱自乐”的性质。但当时是“**任务”,既然是“**任务”,节目当然也马虎不得。更何况我们还有许多小观众呢!

  师范学校跟孩子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毕业后就是小学教师,所以我们的节目自然会获得小观众的喜欢。“未来的老师”表演的节目,他们很爱看。

  还值得一书的是,我们学校跟全国劳模时传祥师傅建立了联系,同学们还和时传祥师傅一起劳动过。“五一”那天,时传祥和他的徒弟们也都来天坛参加游园了,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演出场地增色不少。那时,“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名气可大了,因为他接受过国家主席的接见,因为他有了“全国劳模”的光荣称号,因为报纸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的徒弟们也为我们表演了自己排的节目。虽然那些节目,现在人看来简直算不上什么“文艺”,但那时,大家都演这类的节目,根本没有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大家都是“下里巴人”,没人搞“阳春白雪”连专业团体也不例外。

  像这样的“游园”庆祝活动,就怕赶不上好天气,刮风扬尘,还可以将就,要是赶上下雨,可就糟了。但演出是“**任务”,下雨也要坚持演,只是观众稀少而已。但有组织的观众是“雷打不动”的,必须老老实实地坐着看。好在老天有眼,北京五月初极少下雨,有,也是零星小雨,大家还能坚持着。

  (2008年5月3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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