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当代《论语》英译的多元化趋势（上）
析当代《论语》英译的多元化趋势
邸爱英
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
摘 要：20世纪末，英语世界出现了一次《论语》翻译高潮，仅在海外就有十余种英译本相继问世。此次翻译高潮是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点：1） 译者具有多元的学术背景，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阐释原作,将语言翻译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翻译不仅是译介孔子思想的手段，也成为当代儒学及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多元的译本风格。译者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从翻译策略的选择、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语言风格的把握到注释、附录等副文本的补充，都表现出多元的译本风格，使译本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3）读者将译者的研究背景、翻译目的、译本功能等多种因素纳入翻译评价中，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翻译观。
关键词：《论语》英译；多元性；阐释视角；评价标准
1．引言
1.1世纪之交的《论语》翻译高潮
20世纪90年代后英语世界迎来了一个《论语》翻译高潮。自1990至2007年，仅在海外就有十余种英译本相继问世。此次翻译高潮是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中国积极走向世界，弘扬传统文化；而世界迫切地了解中国，借鉴中国经验。由于这一时期译本数量较多，本文以英语世界各大学图书馆收藏和亚马逊图书网的读者反馈为依据，选取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四个译本：安乐哲和罗思文（Ames/ Rosemont, 1998 ）、赖斯（Leys, 1997 ）、白牧之和白妙子（Brooks, 1998 ）以及森舸澜（Slingerland, 2003）译本，其它译本只做简单提及。
1.2 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当代翻译研究认为翻译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不同时期的《论语》翻译映射出当时目标语文化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需求、目标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权力关系对比、翻译规范、译者的不同阐释视角等。翻译研究家皮姆将在相同文化和时代语境下对某一文本的重复翻译界定为“积极重译”（Pym, 1998:82 ）， 而一个文本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期内被多次译入同一种目标语，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微妙而重要的文化指数。
首先，《论语》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使其成为被英语世界译介频率最高的汉语典籍之一。不仅如此，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政治地位大幅提高，与世界各国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新时期的中国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弘扬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许多西方学者也能有意识地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用开放平等的心态，认识《论语》深刻内涵及孔子智慧的精髓，体会它对人类文明发展及思想文化的卓越贡献。赖斯对《论语》的解读首先就是基于他对原作重要意义的认识上：“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像《论语》那样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如此多的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论语》所宣扬的人文精神和仁爱思想成为世界上最古老、人数最多的文明的精神基石。不了解《论语》就意味着不了解中国文化；而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世界文化和人类经验”(Leys, 1997:xvii)。新译本不再停留在满足普通读者对中国表层文化信息的好奇心上，而是通过挖掘中国传统的深层思想，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引发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
译者将《论语》研究与翻译置于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语境下，关注文本的现代关联意义。学者们温故知新，用全新的眼光看待历史、审视现在，从而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建设人类美好未来的启示。20世纪90年代国际学术界、汉学界进入了儒学研究的复兴时代，安乐哲则将新儒学和新实用主义并称为“当今世界两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安乐哲, 2002:189)。
如果说，《论语》自身的价值、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和西方世界对自身社会问题的反思构成了本次《论语》英译高潮的宏观文化语境，西方学术界的儒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热潮构成了此次翻译的学术语境，那么，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多学科和多元化视角发展趋势又为此次翻译高潮提供了有利的翻译语境。译者将语言翻译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赋予译本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2、多元的阐释视角
翻译即阐释。按照现代阐释学，在解读文本时，译者无法做到对文本思想内容的绝对中立，也无法完全消除自我，每个解读者都带着自己的前理解，每个译者都有着自己的阐释情景和阐释视域，“理解就是业已存在的、不断变化的视阈的融合”(Gadamer, 1975: 306）。尽管几乎所有译者都声称自己严格遵循了翻译忠实原则，真实地再现原作的思想风貌，但译文明显地表露出译者个人的阐释语境和包括个人成长及生活经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在内的前结构与前理解。不同译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解读原作，实现与原作的视域融合。
当代《论语》译者具有多元的学术背景，明确的研究目的，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阐释原作,将语言翻译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翻译不仅是译介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成为当代儒学及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1赖斯译本的社会学视角
赖斯是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观察家、汉学家、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的笔名。他使用笔名翻译《论语》目的是暗示读者该译本是作家所为，他的预期读者不是汉学家，而是那些希望拓展文化视野，却无法阅读原文的普通读者。因此，他试图通过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译文和丰富的注释阐发，突出孔子思想的现代关联意义，引起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赖斯会不失时机地在翻译注释中阐发孔子思想与当代问题的关联。例如，他对孔子提出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深信不疑，甚至指出：“对该句持久关联意义表示怀疑的人应该看一看时下流行着多少稀奇古怪、林林总总、出于善意却表现无知的行为！”（ibid: 201）这种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翻译指导思想在他对“孝”的注释中表露无遗：“孔子的观点非常及时地解答了我们自己社会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沟通问题，而西方社会目前经历的两代人沟通的瘫痪将威胁到文明社会的生存”（ibid: 135）。他借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正名”思想，批判“西方社会正陷入一种集体迷失状态，人们对个人在社会上应扮演的角色、承担的义务没有清楚地认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界定和理解个人的社会角色，确保个人和谐地融入社会”（ibid: 178）。他甚至从“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联想到西方社会中大量无产者失业，被迫“悠闲（优）”；而本该享有自由职业氛围的教育精英却变成了挣钱机器，毫无悠闲可言。
赖斯认为经典是开放性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在一代代读者的诠释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尽管他的阐释有时略显主观，但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所有理解都包含着应用：即将被理解的文本应用到解释者的现实情境中去”（Gadamer, 1977：308），同时他也在不断召唤读者在阅读中自我发现，自我阐释。
2.2 白氏译本的历史学研究视角
白牧之系马萨诸塞大学的历史学家，于1993年建立了战国史研究小组，对战国史的研究已逾30年。他和夫人将自己的成果之一命名为“The Original Analects 《论语辩》”，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结论是“增补理论”（accretion theory）和依据该理论对《论语》的重译。“增补”是指《论语》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不同时期系列文本的集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第4章的1-14和16小节）是孔子的原初言论，而其余则是后人在230年间不断增补进去的。因此，《论语》体现的与其说是孔子的智慧，不如说是早期儒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儒学与当时其他思想流派的互动关系。
白氏以自己考证的文本编撰年代为依据，将原文本顺序重排译出。他们的依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文本中各章的语句与春秋战国时期其他文献平行比较，发现《论语》在语言特点、语篇风格及历史背景上的异同。第二类是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考古及历史研究成果。按照该理论假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是原始言论“里仁第四篇”的绝对主题，而“礼”在该篇中没有出现，明显是后人增补进去的观点，因此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然而，笔者同意森舸澜（Slingerland, 2000）的观点,认为白氏有循环论证之嫌。如白氏认为第四章的1- 14、16节为孔子原初的言论，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该部分主题为“仁”，而“孝”字没有出现，他们由此推出：有关“孝”的言论是后人增补的，而不是孔子的思想。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先将讲述“孝”的17-21 节从第四章剔除，然后又以“孝”的缺席认定孔子只谈“仁”。因此，他们这种基于个别章节的推断和假设，而非历史事实的结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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