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春论译：余光中之哀
同一种语言，同样的内容，未必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你看下面两句：
“关于李商隐的锦瑟这一首诗，不同的学者们是具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
“李商隐锦瑟一诗，众说纷纭。”
前者说得详细却不好理解，后者则行文简洁而又易懂。这是“文字多-理解少”和“文字少-理解多”的悖论性的鲜明对比。对于前者有人贬之为翻译腔，也有人认可它的地位，称之为翻译语（translationese）。不管哪端，对此类句式我们似乎习焉不察，见怪不怪了，只有博学多识者还保留一份清醒。余光中就有感于此，“哀中文之式微”。（见余光中2002，《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前种表达方式之所以如此，有很多诱因：西学东渐，全球化风潮等等，但大都脱不了与翻译的干系——翻译是交流的触媒。美的东西译出来未必就美，难怪有人把翻译讽刺为“土耳其挂毯的反面”。类似的讥诮可不算少，而奴性的人们又不图反思，将这翻译腔迁移到母语中来了。
人类语言虽只有一个，但它属下也是各从其类的——原则虽同，但却是差距甚巨的智慧设计，很难说这是天成还是心造。你对比一下汉语与梵语或拉丁语的语法，就知道自然语言中蕴含的超人智慧了。译，意味着换易言语而非源语向译语迁移。前面那冗长拗口之句，正表明有些人不谙西文特点而将这另类系统中的表达方式迁移到了汉语。这长句很容易回译成英语的“different……different”结构。这英语结构本是十分顺畅的表达方式，而经由译者的笨拙之手便成了那笨拙之句。此类翻译腔不可小觑，养成习惯就是翻译症了，它还会吞噬母语的肌体，尽管最终会被母语同化。翻译腔或翻译症，源发于译者语言素养的匮乏和对语言本质、翻译本质的懵懂。
我们并不反对所谓的异化，但要取之有度。而且，我们务必明白，异化只体现为一种异味，归根结底要融入译语，受其系统机制的制约和调变。
汉语是怎样一个系统呢？
我曾说汉语是诗的语言，那是有道理的。汉语系统似乎有着追求简洁、对称、系统的审美意识。或者说，简洁、对称、系统的审美意识是汉语变化的根本动因。由于“简洁”、“对称”、“系统”都蕴含着美的要素，我们可以把这种潜在的动因称作“求简求美”机制，偏重于“简”时可简化为“求简律”，偏重于“美”时可简化为“求美律”。汉语中造词、译词、用词无不体现出这一潜在的规律。
长期以来，汉语形成了抑扬顿挫的二音节节奏。中国最早的诗歌是二言诗，在二言诗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二言诗表现了原始的质朴，但它很重要，是中国诗的基本构块，其他类型都是这一构块的变体。四、六言诗基本上是由对称的二字格构成，不必多说，五、七言诗虽然不是二二对应，但其基本结构依然是二字格，而其逻辑模板更是二元的。如“独钓寒江雪”中的“独钓”、“寒江”，“日照香炉生紫烟”中的“日照”、“香炉”、“紫烟”都是二字格，而“独钓”与“寒江雪”、“日照香炉”与“生紫烟”则嵌在二元的逻辑模板上。诗的二字格与语言中的二字格也许是同步发展的，也许是互相影响的，也许是相互迁移的，不管如何，现代汉语中绝大部分是二字结构，即双音节词。而且，这种结构已定格于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中国人听到一个单音节时，一般不马上动脑筋去辨别它的意思，待听到第二个音节后才连接起来进行判断。例如，听到“chong”音节后暂时记录其声音，等到它同第二个音节形成“充分”、“冲劲”、“冲锋”、“充饥”等词之后才去辨别意义。两个二字构块相组合便构成四字构块，但其要素依然是二字构块，它强有力地排斥着不合“二字格”的语言成分，比如英文的“energy conference”和“water conference”按理可以译成“能会议”和“水会议”，却只好让位于“能源会议”和“水事会议”，这就是因为“能”和“水”在语言构块中不符合常规，读来拗口。这能不能说“三字”让位于“四字”的现象违反了语言的求简律呢？不能。“简”是相对的，简以方便为度，故有“简便”之说。如果简得不好读，不好理解，就无所谓简便了。在造词、译词中增加音节或词素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在“走了之后”中，“之”字本不必要，实为对称所设。再如：译词“酒吧”在英语中只是个“吧”（bar）字，在汉语中得到了补充；汉语的“杯子”与“奖”结合，构成了“奖杯”而不是“奖杯子”，影响对称的成分被删除。这些例子都说明“二字格”的对称性所起的作用。
与增相对应的便是减。减主要体现在译词的归化方面。如果所造、所译之词不符合汉语的求简求美机制，则会在使用中慢慢归化（归化的原因还有其他，恕不赘述）。比如，早期的译词“德律风”让位于 “电话”、“德摩克拉西”让位于“民主”，这类例子实在无法穷尽。我们现在仅叙述一个词的演化过程，以示求简律的制约作用。“撒责尔铎德”是意大利语sacerdote的音译。由于汉语简洁性的要求，该词被简略为“铎德”，又出于意义上的考虑，称为“司铎德”，由于简洁、对称上的需要，又流变为“司铎”。流变的结果倒符合了所谓的意译标准，因为这词在古代中国用来指“掌管文教”。相传古代宣布教化的人必摇木铎以聚众，古称“司铎”（见马西尼 2002，“艾儒略对汉语的贡献”（孟伟根译，黄河清校），《语文建设通讯》（第68期））。其结果，那异邦的sacerdote被汉语归化得既简又美——比之于最初的“撒责尔铎德”，“司铎”不仅简洁、对称，而且音美、意美、形美。
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体现在哪方面呢？它体现在造字和造词上，造字体现于偏旁部首，属于哪一门类，基本上一目了然。造词上则功能或类别上彼此照应，如“司铎”与“司空”、“司寇”、“司马”、“司机”、“司炉”等自成一体。同样，“清咖”与“清茶”相对举；“斋啡”与“斋饭”相关联。这便是系统性起的作用。
求简现象或机制并不局限于汉语，比如英语中也有类似现象。中英文化有差别，我们不能以汉语的“求简求美”机制来做相应的动因解释。但简洁、经济应该是起码的因素。英语形态运作中的词素缺省体现于截混词（blending）。与汉语类似，截混词中缺省的也是有一个或两个词素的一部分。如“motel”和“smog”分别缺省了其构成词素“motor + hotel”和“smoke + fog”中的一部分。但与汉语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们没办法确定“smog”中，“smoke + fog”两个词素各缺省了多少，因此这类词具有融合的性质。有些词则容易确定缺省的成分，比如“e-depression”中明显是“electronic mail”先缺省了“electronic”中的“lectronic”，构成“email”，然后“email”又和“depression”组合，其中的“email”又缺省了“mail”。英语中的截混词也不是个别现象，也非始自今日。它出现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如“brunch”、“sci-fi”、“telex”。这类词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出现，如新出现的词有netizen (network + citizen) 等，e-zine (electronic + magazine)、coopetition、 usenet、 netiquette、 informania、inforbahn等等，而且有的截混词还会引起连锁反应：e-mail、e-company、e-depression、 e-fear、e-money、e-tail（electronic retailing）、 e-shopping 、e-toy等等。我们说这类现象自古而然，是有根据的。比如“world”这个词最初是由“war（man）” 和“ald （old）”这两词截混而成的。war （man） +ald （old）= man age，即the age of man，是world（“世界”）这一概念的转喻。还有“don”:是“do + on”之截混，“doff”是“do + off” 之截混。
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深入和交往的日益频繁，新造词、译词愈来愈多，这种求简现象就愈来愈普遍。
不管翻译活动如何频繁，每种语言都按其各自的规律运行。所谓的影响也只是表面特征的变化，而不触及语言的本质。日语曾几次向汉语借词，其文字系统的主要成分竟是“汉字”——日本人读作“kanji”，但其语法系统绝不同于汉语。所以，日语终归是日语。
“换易言语”是翻译的基本规律，它要求语法形式、语篇特征、文体风格的系统切换。如果不图换易，一味顺应源语，并将就出非驴非马的译语，这就是翻译腔、翻译症了。“翻译语”实乃自欺欺人之托词。
余光中之哀，与其说哀汉语之式微，不如说哀译者之不才。
“关于李商隐的锦瑟这一首诗，不同的学者们是具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
“李商隐锦瑟一诗，众说纷纭。”
前者说得详细却不好理解，后者则行文简洁而又易懂。这是“文字多-理解少”和“文字少-理解多”的悖论性的鲜明对比。对于前者有人贬之为翻译腔，也有人认可它的地位，称之为翻译语（translationese）。不管哪端，对此类句式我们似乎习焉不察，见怪不怪了，只有博学多识者还保留一份清醒。余光中就有感于此，“哀中文之式微”。（见余光中2002，《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前种表达方式之所以如此，有很多诱因：西学东渐，全球化风潮等等，但大都脱不了与翻译的干系——翻译是交流的触媒。美的东西译出来未必就美，难怪有人把翻译讽刺为“土耳其挂毯的反面”。类似的讥诮可不算少，而奴性的人们又不图反思，将这翻译腔迁移到母语中来了。
人类语言虽只有一个，但它属下也是各从其类的——原则虽同，但却是差距甚巨的智慧设计，很难说这是天成还是心造。你对比一下汉语与梵语或拉丁语的语法，就知道自然语言中蕴含的超人智慧了。译，意味着换易言语而非源语向译语迁移。前面那冗长拗口之句，正表明有些人不谙西文特点而将这另类系统中的表达方式迁移到了汉语。这长句很容易回译成英语的“different……different”结构。这英语结构本是十分顺畅的表达方式，而经由译者的笨拙之手便成了那笨拙之句。此类翻译腔不可小觑，养成习惯就是翻译症了，它还会吞噬母语的肌体，尽管最终会被母语同化。翻译腔或翻译症，源发于译者语言素养的匮乏和对语言本质、翻译本质的懵懂。
我们并不反对所谓的异化，但要取之有度。而且，我们务必明白，异化只体现为一种异味，归根结底要融入译语，受其系统机制的制约和调变。
汉语是怎样一个系统呢？
我曾说汉语是诗的语言，那是有道理的。汉语系统似乎有着追求简洁、对称、系统的审美意识。或者说，简洁、对称、系统的审美意识是汉语变化的根本动因。由于“简洁”、“对称”、“系统”都蕴含着美的要素，我们可以把这种潜在的动因称作“求简求美”机制，偏重于“简”时可简化为“求简律”，偏重于“美”时可简化为“求美律”。汉语中造词、译词、用词无不体现出这一潜在的规律。
长期以来，汉语形成了抑扬顿挫的二音节节奏。中国最早的诗歌是二言诗，在二言诗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二言诗表现了原始的质朴，但它很重要，是中国诗的基本构块，其他类型都是这一构块的变体。四、六言诗基本上是由对称的二字格构成，不必多说，五、七言诗虽然不是二二对应，但其基本结构依然是二字格，而其逻辑模板更是二元的。如“独钓寒江雪”中的“独钓”、“寒江”，“日照香炉生紫烟”中的“日照”、“香炉”、“紫烟”都是二字格，而“独钓”与“寒江雪”、“日照香炉”与“生紫烟”则嵌在二元的逻辑模板上。诗的二字格与语言中的二字格也许是同步发展的，也许是互相影响的，也许是相互迁移的，不管如何，现代汉语中绝大部分是二字结构，即双音节词。而且，这种结构已定格于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中国人听到一个单音节时，一般不马上动脑筋去辨别它的意思，待听到第二个音节后才连接起来进行判断。例如，听到“chong”音节后暂时记录其声音，等到它同第二个音节形成“充分”、“冲劲”、“冲锋”、“充饥”等词之后才去辨别意义。两个二字构块相组合便构成四字构块，但其要素依然是二字构块，它强有力地排斥着不合“二字格”的语言成分，比如英文的“energy conference”和“water conference”按理可以译成“能会议”和“水会议”，却只好让位于“能源会议”和“水事会议”，这就是因为“能”和“水”在语言构块中不符合常规，读来拗口。这能不能说“三字”让位于“四字”的现象违反了语言的求简律呢？不能。“简”是相对的，简以方便为度，故有“简便”之说。如果简得不好读，不好理解，就无所谓简便了。在造词、译词中增加音节或词素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在“走了之后”中，“之”字本不必要，实为对称所设。再如：译词“酒吧”在英语中只是个“吧”（bar）字，在汉语中得到了补充；汉语的“杯子”与“奖”结合，构成了“奖杯”而不是“奖杯子”，影响对称的成分被删除。这些例子都说明“二字格”的对称性所起的作用。
与增相对应的便是减。减主要体现在译词的归化方面。如果所造、所译之词不符合汉语的求简求美机制，则会在使用中慢慢归化（归化的原因还有其他，恕不赘述）。比如，早期的译词“德律风”让位于 “电话”、“德摩克拉西”让位于“民主”，这类例子实在无法穷尽。我们现在仅叙述一个词的演化过程，以示求简律的制约作用。“撒责尔铎德”是意大利语sacerdote的音译。由于汉语简洁性的要求，该词被简略为“铎德”，又出于意义上的考虑，称为“司铎德”，由于简洁、对称上的需要，又流变为“司铎”。流变的结果倒符合了所谓的意译标准，因为这词在古代中国用来指“掌管文教”。相传古代宣布教化的人必摇木铎以聚众，古称“司铎”（见马西尼 2002，“艾儒略对汉语的贡献”（孟伟根译，黄河清校），《语文建设通讯》（第68期））。其结果，那异邦的sacerdote被汉语归化得既简又美——比之于最初的“撒责尔铎德”，“司铎”不仅简洁、对称，而且音美、意美、形美。
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体现在哪方面呢？它体现在造字和造词上，造字体现于偏旁部首，属于哪一门类，基本上一目了然。造词上则功能或类别上彼此照应，如“司铎”与“司空”、“司寇”、“司马”、“司机”、“司炉”等自成一体。同样，“清咖”与“清茶”相对举；“斋啡”与“斋饭”相关联。这便是系统性起的作用。
求简现象或机制并不局限于汉语，比如英语中也有类似现象。中英文化有差别，我们不能以汉语的“求简求美”机制来做相应的动因解释。但简洁、经济应该是起码的因素。英语形态运作中的词素缺省体现于截混词（blending）。与汉语类似，截混词中缺省的也是有一个或两个词素的一部分。如“motel”和“smog”分别缺省了其构成词素“motor + hotel”和“smoke + fog”中的一部分。但与汉语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们没办法确定“smog”中，“smoke + fog”两个词素各缺省了多少，因此这类词具有融合的性质。有些词则容易确定缺省的成分，比如“e-depression”中明显是“electronic mail”先缺省了“electronic”中的“lectronic”，构成“email”，然后“email”又和“depression”组合，其中的“email”又缺省了“mail”。英语中的截混词也不是个别现象，也非始自今日。它出现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如“brunch”、“sci-fi”、“telex”。这类词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出现，如新出现的词有netizen (network + citizen) 等，e-zine (electronic + magazine)、coopetition、 usenet、 netiquette、 informania、inforbahn等等，而且有的截混词还会引起连锁反应：e-mail、e-company、e-depression、 e-fear、e-money、e-tail（electronic retailing）、 e-shopping 、e-toy等等。我们说这类现象自古而然，是有根据的。比如“world”这个词最初是由“war（man）” 和“ald （old）”这两词截混而成的。war （man） +ald （old）= man age，即the age of man，是world（“世界”）这一概念的转喻。还有“don”:是“do + on”之截混，“doff”是“do + off” 之截混。
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深入和交往的日益频繁，新造词、译词愈来愈多，这种求简现象就愈来愈普遍。
不管翻译活动如何频繁，每种语言都按其各自的规律运行。所谓的影响也只是表面特征的变化，而不触及语言的本质。日语曾几次向汉语借词，其文字系统的主要成分竟是“汉字”——日本人读作“kanji”，但其语法系统绝不同于汉语。所以，日语终归是日语。
“换易言语”是翻译的基本规律，它要求语法形式、语篇特征、文体风格的系统切换。如果不图换易，一味顺应源语，并将就出非驴非马的译语，这就是翻译腔、翻译症了。“翻译语”实乃自欺欺人之托词。
余光中之哀，与其说哀汉语之式微，不如说哀译者之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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