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春论译:译的形变与回流
都说庞德和艾略特催生了中国的现代诗,可谁又催生了庞德和艾略特呢?他们“现代性”的根子在哪里呢?有学生抢答:在古老的中国。的确,没有古老的中国或中国的古老便没有那掀起现代派冲击波的庞德和艾略特。于是,中国的现代诗便可归结为途经庞德和艾略特的中国古诗的回流!
自然,庞德和艾略特不代表古老的中国,否则就不是现代派的旗手了,中国的新派诗人就不会认他们为现代诗的祖师爷了。但现代与古代的交接点在哪里呢?让我们读读庞德的名篇——《地铁站》吧: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The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浮现心头的是清晰的意象,而这等意象在中国已清晰了几千年了。如果说庞德是意象派运动的爆破手,那么炸药包中的炸药就是中国造,而且是千年之前的中国造。是这炸药掀翻了维多利亚诗风的壁垒,硝烟与爆破声淹没了它的缠绵、琐细、无聊、沉闷。
《地铁站》译成汉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返祖:
人群里的这些脸若隐若现;
潮湿的黑枝上片片花瓣。
这译诗也可以说是中国诗神穿上洋装,辗转美国,又返回了老家,有点变样的陌生是自然的。但她的民族性没有改变。作用于我们视听感官的这首诗多像那同样是汉诗变体的日本俳句。也许,中国诗神因顺应外邦语言而改变了模样,或者她在异域找到了一种新的显现方式。
汉诗依托于汉语,而汉语本身就是意象性的语言,干脆说就是诗的语言。就连中国哲学也是诗化哲学。难说《易经》、《道德经》不是诗。有趣的是,晋代的郭璞注释《山海经》时,他竟也按捺不住诗情,而以诗注文!以此可见汉语与诗、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了。
中国的语言单位,从形式上看你可以说是句子,从内容上看你可以说是意象组合。而就是汉字也会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来。你看那黑枝的“潮湿”还泛着滴滴水珠呢,英语的“wet”虽表达同样的意思,却是见不着水气的。有时候,我们几乎分不出汉语与诗的差别——这很契合海德格尔的“思/诗”之道。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语言不适于作诗,也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诗化哲学,只是说汉语更有诗意而已。由诗意的语言作出的诗就更有诗意。这诗意把庞德镇住了!取之不尽的汉诗是他取之不尽的意象的渊源。只需要把汉语表达的意象用英语连缀起来便是一首好诗。
比起《地铁站》,我更欣赏庞德的另一首诗。这也是美国文学中的名篇,尽管人气没有前者那么旺:
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
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
说真的,感染我的是它的意象以及意象组合所成就的意境,我被感染冲涌着,忍不住拿起译笔,依样画了个葫芦:
今年秋叶早早地落了,在风中。
西苑的草丛上
结伴的蝴蝶已染上了八月的黄色;
让人感到心痛,我老了。
这译文就是庞德的原文给我留下的感觉。对诗意的把握,我颇感自满,没有愧对庞德的无奈。可不是嘛,经典就是经典,用另种文字传达也不失其魅力。这倒不是自诩,真真的,“原文”挺美的。
后来才发现这名篇其实是《河商夫人:一封信》(The River Merchant’s Wife: A Letter)中的片断,译自李白的《长干行》:
…… ……
落叶秋风草。
八月蝴蝶黄,
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
坐愁红颜老。
庞德打乱了《长干行》的语序,是蓄意的截留。诗的意境自然就变了——我不想说这是误译,尽管也有这种可能——李白的诗使我们定位在庭院之内的怨妇,而译诗却使人想起一个自由的感伤者。
我们几乎认不清庞德和庞德的诗。他是译者还是诗人?他的诗算原诗还是译诗?抑或说两者兼有?是中国诗迎合了他的主张还是他从中国诗中发现了他现代诗的源泉?不管怎么说,他的诗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译——译自中国诗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他的《地铁站》和那译自李白的片断都是现代派的名篇。我以前不知道后者是译文。现在就是知道了,那原文和译文的界限也还是模糊的。就是他的巨著《诗章》也夹杂着大量的汉诗译文,其第四十九章中就有八首汉诗的影子——《平沙落雁》、《远浦归航》、《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阳》。剽窃也好,拟作也罢,翻译也行,随便怎么说吧。庞德就是这样的,他独到,但与中国古诗密不可分。没有中国诗,庞德将是另一番样子。
庞德的译与创作,若即若离,时分时合。将《河商夫人》与《长干行》相比照,你会发现其间是有差异的。我更愿意把那片断归于庞德,而不是李白。所以上文所述庞德的“译诗”的译诗并不是回译。我不能对李白负责!
我因汉语之宜将“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的译文提到前面,这属于语际转换的正常调变,用语言学的话说是非标记的。若不,意义就变了。对照庞德的“原文”和《长干行》,发现庞德将两句合为一句,改变了原来的信息流和承接关系,自然是别样感觉了。庞德如此译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是他的问题。作为译者,我只履行译者的职责。
诗在碰撞、交融中变形,“变”是“不变”的表征。在向“变”吸纳时,还须向“不变”回归。就诗歌的现代性而言,在我们向庞德和艾略特汲取营养时,不应数典忘祖。
其实,庞德的现代诗只能算作一种表现方式,如果他能通晓汉语之妙,估计会有更好的表现。
庞德之流是中国诗的延续与变异,其间翻译是触媒,只是他的翻译是包含了“非译”的翻译。要研究文化的迁移、传承与嬗变,咱们可以混碗饭吃,只是严肃的译家切不可当真。
自然,庞德和艾略特不代表古老的中国,否则就不是现代派的旗手了,中国的新派诗人就不会认他们为现代诗的祖师爷了。但现代与古代的交接点在哪里呢?让我们读读庞德的名篇——《地铁站》吧: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The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浮现心头的是清晰的意象,而这等意象在中国已清晰了几千年了。如果说庞德是意象派运动的爆破手,那么炸药包中的炸药就是中国造,而且是千年之前的中国造。是这炸药掀翻了维多利亚诗风的壁垒,硝烟与爆破声淹没了它的缠绵、琐细、无聊、沉闷。
《地铁站》译成汉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返祖:
人群里的这些脸若隐若现;
潮湿的黑枝上片片花瓣。
这译诗也可以说是中国诗神穿上洋装,辗转美国,又返回了老家,有点变样的陌生是自然的。但她的民族性没有改变。作用于我们视听感官的这首诗多像那同样是汉诗变体的日本俳句。也许,中国诗神因顺应外邦语言而改变了模样,或者她在异域找到了一种新的显现方式。
汉诗依托于汉语,而汉语本身就是意象性的语言,干脆说就是诗的语言。就连中国哲学也是诗化哲学。难说《易经》、《道德经》不是诗。有趣的是,晋代的郭璞注释《山海经》时,他竟也按捺不住诗情,而以诗注文!以此可见汉语与诗、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了。
中国的语言单位,从形式上看你可以说是句子,从内容上看你可以说是意象组合。而就是汉字也会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来。你看那黑枝的“潮湿”还泛着滴滴水珠呢,英语的“wet”虽表达同样的意思,却是见不着水气的。有时候,我们几乎分不出汉语与诗的差别——这很契合海德格尔的“思/诗”之道。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语言不适于作诗,也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诗化哲学,只是说汉语更有诗意而已。由诗意的语言作出的诗就更有诗意。这诗意把庞德镇住了!取之不尽的汉诗是他取之不尽的意象的渊源。只需要把汉语表达的意象用英语连缀起来便是一首好诗。
比起《地铁站》,我更欣赏庞德的另一首诗。这也是美国文学中的名篇,尽管人气没有前者那么旺:
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
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
说真的,感染我的是它的意象以及意象组合所成就的意境,我被感染冲涌着,忍不住拿起译笔,依样画了个葫芦:
今年秋叶早早地落了,在风中。
西苑的草丛上
结伴的蝴蝶已染上了八月的黄色;
让人感到心痛,我老了。
这译文就是庞德的原文给我留下的感觉。对诗意的把握,我颇感自满,没有愧对庞德的无奈。可不是嘛,经典就是经典,用另种文字传达也不失其魅力。这倒不是自诩,真真的,“原文”挺美的。
后来才发现这名篇其实是《河商夫人:一封信》(The River Merchant’s Wife: A Letter)中的片断,译自李白的《长干行》:
…… ……
落叶秋风草。
八月蝴蝶黄,
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
坐愁红颜老。
庞德打乱了《长干行》的语序,是蓄意的截留。诗的意境自然就变了——我不想说这是误译,尽管也有这种可能——李白的诗使我们定位在庭院之内的怨妇,而译诗却使人想起一个自由的感伤者。
我们几乎认不清庞德和庞德的诗。他是译者还是诗人?他的诗算原诗还是译诗?抑或说两者兼有?是中国诗迎合了他的主张还是他从中国诗中发现了他现代诗的源泉?不管怎么说,他的诗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译——译自中国诗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他的《地铁站》和那译自李白的片断都是现代派的名篇。我以前不知道后者是译文。现在就是知道了,那原文和译文的界限也还是模糊的。就是他的巨著《诗章》也夹杂着大量的汉诗译文,其第四十九章中就有八首汉诗的影子——《平沙落雁》、《远浦归航》、《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阳》。剽窃也好,拟作也罢,翻译也行,随便怎么说吧。庞德就是这样的,他独到,但与中国古诗密不可分。没有中国诗,庞德将是另一番样子。
庞德的译与创作,若即若离,时分时合。将《河商夫人》与《长干行》相比照,你会发现其间是有差异的。我更愿意把那片断归于庞德,而不是李白。所以上文所述庞德的“译诗”的译诗并不是回译。我不能对李白负责!
我因汉语之宜将“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的译文提到前面,这属于语际转换的正常调变,用语言学的话说是非标记的。若不,意义就变了。对照庞德的“原文”和《长干行》,发现庞德将两句合为一句,改变了原来的信息流和承接关系,自然是别样感觉了。庞德如此译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是他的问题。作为译者,我只履行译者的职责。
诗在碰撞、交融中变形,“变”是“不变”的表征。在向“变”吸纳时,还须向“不变”回归。就诗歌的现代性而言,在我们向庞德和艾略特汲取营养时,不应数典忘祖。
其实,庞德的现代诗只能算作一种表现方式,如果他能通晓汉语之妙,估计会有更好的表现。
庞德之流是中国诗的延续与变异,其间翻译是触媒,只是他的翻译是包含了“非译”的翻译。要研究文化的迁移、传承与嬗变,咱们可以混碗饭吃,只是严肃的译家切不可当真。
(编辑:T-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