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汉学家文化翻译国际研讨会现场 文豪们都说了啥？
8月14日，贵阳花溪，第五次汉学家文化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作家和汉学家们分成四个小组，围绕“一部作品的诞生——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活”进行讨论，现场作家们交流创作心得，对文学翻译发表各自观点。现场金句频出，讨论热烈。
讨论过程中，作家们时而幽默轻松，时而严肃认真，而作家莫言则成了全场“段子手”，尽显幽默特质。在有作家读错主持人罗季奥洛夫（俄罗斯汉学家）名字时，莫言发言时说“不要说他罗季奥洛夫，就叫他小罗，‘麦家’可以翻译成‘麦家罗洛夫斯基’”。
在现场，作家讨论电脑写作用“五笔打字法”还是全拼时，莫言一句“我会全拼，还是用电脑写了一两年，但还是选择手写。因为我没有自制力，一上电脑就想玩。”逗得全场欢笑。
而对翻译家要“吃透”文本的话题，他则幽默地比喻：“半斤茅台没喝透，一斤就喝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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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兵分四路，全程记录这些精彩言论，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莫言：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家乡，我的写作就有家乡深刻的烙印，作品中写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来自于家乡。还有方言，每个作家可以通过驯化的方式来处理方言。有一些作品就很不错，比如说鲁迅也有很多作品用到方言，但不仅没有让人一头雾水，还会觉得眼前一亮。
前几天翻报纸看到阿来的一段话：“小说就是讲语言的，”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最终还是语言的，作家必须有个性地有自己鲜明特质地去讲故事，必须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语言来讲同样的故事。作家和翻译家之间就是语言的一种比较、搏斗，翻译家必须对自己要对翻译的作家、对自己翻译的作品“吃透”，还要明白潜藏在文本背后的潜台词，这才有了翻译的前提。面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怎样从自己的语言中寻找一个和它最匹配的词汇。假如你费劲脑力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词，最恰当地翻译出来，最准确地表达原意，这才是对作家最大的尊重，对作品最大的尊重，某些翻译家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去改动原作者的作品，我个人觉得不太合适。如果有一种更高明的手段，将这位作家的文本翻译出最好的状态，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放在你自己的母语中有着独具一格的魅力，那也不错。
乔叶：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中欧国际文学节。有一个作家说了一句话，他说：“翻译的过程就像翻山越岭送一碗水。这一路上风雨迢迢，水一定会洒，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天上也会下雨，一路上也会有河，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就是等我们这碗水送到了喝水人那里的时候，碗里的水不会少，甚至还会多，水里的成分也会更复杂。水虽然不再是原来的那碗水，复杂的水也有复杂的营养成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运气好的话这碗水还会变成酒呢。这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大家。
贾平凹：在创作里面，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是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能够撇开这些影响写出中国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和传播性，也是令自己有困惑的事情。
莉娅娜：目前，我用西班牙语翻译了贾平凹的《极花》，墨西哥的一家出版社已经出版，接下来将准备参加北京书展。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不同的国家地方产生的效果都不一样，这是因为社会经历完全不一样。文学作品是一个窗口，可以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以及各色各样的中国文化，另外，刚刚听贾老师用了一口流利的陕西方言在发言，我特别高兴，这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色。
余华：我在葡萄牙开讲座时，有一个教授的中国学生，为了完成她的论文，自己翻译了我的一部作品。里面有一句话“宁要一根草，不要一根苗”。她男朋友看了很不理解，因为葡萄牙人觉得草和苗没有区别。他找了葡萄牙译本来看，把“一根苗”翻译成了“一朵花”，葡萄牙人看了就懂了。
麦家：之前就见过阿齐兹和林恪（翻译家），这次研讨会才知道他翻译我的两本书了。因为你们从事中国文学翻译，我们总会在某个场合相遇。和你们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经常说，我就是从翻译文学开始写作的，我一开始看的也都是翻译文学，写作的起源来自于翻译家。今天我的作品被广泛翻译到海外，也是仰仗在座的各位翻译家。如果没有你们，我不会从喜欢翻译文学而开始写作，如果没有你们，我的作品只能止步国内。翻译家，是我人生中除了父母之外最尊敬的人群。
徐则臣：一个德国记者问我，“看简历你是从村里走出来的，从小生活在乡村。按理说在中国有非常庞大的一个乡土文学的潮流，这是中国写作分类的一个主潮流。可为什么你从乡村里走出来，反而去写城市文学呢？”
其实，这么多年中国的城市文学一直饱受诟病，就是因为觉得城市文学写得不是特别好。在描写城市与人的关系上好像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而我们的乡土文学一千年来是非常庞大丰富的。但是我们写城市很难找到一些可以把它充分审美化、文学化的数据库。我之所以写城市是因为我写不了乡村，没法把现在当下的整个在式微的乡土社会写好，这是其一。其二是怎么写也赶不上老前辈。比如说余华、韩少功等老前辈。
韩少功：我前几天看了央视一档人机对战的节目，机器和人对战翻译。现在翻译进步很快，对翻译家的挑战很大。机器翻译一般没问题，但它没有办法分析文学。文学翻译是最难的，它有文化，有情感。文学语言在不同环境下的含义千变万化。但机器翻译值得重视，它将会淘汰掉二三流的翻译家、作家。所以我认为应该写有文化、有情感的作品。
科罗博娃：我从俄罗斯来到中国后，最先开始翻译的是冯骥才的小说，他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读完后让我很感动，接下来就进行了翻译。后来，也翻译过贾老师的《秦腔》。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的难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地方特色特别浓烈的地域文化，对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秦腔，甚至连京剧是什么都不知道。我非常热爱中国当代文学，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翻译更多的中国文学家的作品给俄罗斯的读者。
王华：罗老师（罗季奥诺夫）翻译贵州作家作品集的时候，我有幸有两个作品入选。有一次，我去参加了爱荷华写作计划，当时我们的作品要面临被翻译，然后问大家建议，我希望能够保持作品的风格。有一个翻译家为了高质量翻译我的作品，专门跑到了我所创作作品的地方，去到我写作时产生灵感的地方，非常感动。希望以后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来改变翻译过程中的一些误解，也提高我本人写作的普世性，改变作品固有的一些格局。
曹永：从事文学创作，还是其他什么艺术类，归根结底是自身的提升和改造。人类的命运就像一只青蛙跳到桶里，它总是不停地跳跃，不管它能不能跳出来，跳跃就是它的命运。
来源：《贵州都市报》
（编辑: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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