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何兆武先生：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何兆武，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生于北京，1939年至1946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曾长期任职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中西文化交流及西方现代思想史研究。
何兆武先生开始与翻译结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搞一点外快”。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论的圣经”。后来为了生计，也是兴趣使然，他又陆续翻译了大大小小20多本书。
何兆武先生回忆道，那时候同学们每个人都要找一点兼职赚外快。做翻译、到中学教书、去报馆兼差……报馆都是在晚上工作，干完活儿第二天还可以上课。“那是打仗的时候，穷得要命，所以译出一本书来，这一学期的生活费用就有了着落。”
何兆武先生称，做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翻译过以后，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也确实能够提高一些。“因为只是看书的时候，这句话半懂不懂也就过去了；可你要是做翻译，你不能把这个句子删掉啊，所以要比较深刻地了解，一定要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就等于通过翻译自己学习。”
何兆武先生与西南联大的渊源很深，爱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是这个学校的。他在西南联大做了7年学生，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他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也记录了这段往事。
图为《上学记》中收录的何兆武先生青年时期的照片
图为何兆武先生收藏的《张奚若文集》
何兆武先生家中的书架上，堆满了关于历史的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他说自己对历史有兴趣，否则也不会干这一行。“无论什么工作，你一定要有兴趣才好。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去干，那实在没有意思。”
而关于外语，何兆武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得学。“没有一个文盲，他不认识字，就能够有很丰富的知识的。”至于如何学好外语，何兆武先生的建议是：大量广泛地阅读。“开始学的时候当然有困难，你看的多了，困难自然就少了。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还要规定，比如你这个学期要看10本小说，看多了你自然就可以慢慢看懂。”
何兆武先生年轻时喜欢看电影。他最喜欢的影星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曾经看过十几部她出演的片子。这个爱好对语言学习也很有帮助。“那时候，电影院放映的大部分是好莱坞电影，都是英文的。看电影也不贵，大概一两毛钱看一次。你每个月看一次电影，看上一年，看了十几部，大致就都可以听懂了。这就好比你到上海，开头不懂上海话，住个一年两年，你也会了。”
何兆武先生后来在学校里教授世界史，同时开始翻译一些相关的西方学术著作。他翻译的时候，最想传达的是作者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历史，你要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个缺欠。外国史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何兆武先生说，自己的译作基本都是关于思想史方面的，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因为书太多了，不能都翻，只能挑着你感觉有兴趣的翻译。感兴趣的，工作质量就好一点；不感兴趣的硬要你干，干着没有趣味的事情，质量不高。因为要想翻译质量高，一定要你钻进去；对它没兴趣，就不会用心。”2015年4月20日，中国翻译协会向何兆武先生颁发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何兆武先生建议年轻的翻译工作者们，要培养兴趣，勤加练习。“什么东西都要实践，自己去体会；做翻译也要自己练习。找两本感兴趣的书自己练着翻，翻多了积累了经验，就比较省事了。”
图为《何兆武先生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剪报。
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何兆武先生已经不再工作了。他自嘲：“我今年快96了，这个岁数活不下去了。即使活到一百岁，那也不算真正地活，真正想干点儿什么事那干不了了。”然而即使终日卧床，他的床铺边也常年放着几摞书，偶尔还是会出于兴趣翻一翻。
清华大学校园西南角一栋普普通通的居民楼，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就住在这里。
来源：中国网《翻译家何兆武先生：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何兆武先生开始与翻译结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搞一点外快”。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论的圣经”。后来为了生计，也是兴趣使然，他又陆续翻译了大大小小20多本书。
何兆武先生称，做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翻译过以后，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也确实能够提高一些。“因为只是看书的时候，这句话半懂不懂也就过去了；可你要是做翻译，你不能把这个句子删掉啊，所以要比较深刻地了解，一定要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就等于通过翻译自己学习。”
何兆武先生与西南联大的渊源很深，爱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是这个学校的。他在西南联大做了7年学生，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他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也记录了这段往事。
“我当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很多同学都是很热诚的，有参加三青团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属于国民党那部分；也有参加民主党派的；还有参加共产党的，当然那是隐蔽的，不过大家大概都知道一点儿。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水平去搞政治活动，不知道到底他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能相信还是不能相信，所以我一个都没参加。我有些很熟的朋友也是参加了组织的，平日生活中相处得都很好，不过他们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彼此之间也会有矛盾、有冲突。当然大家都是一致抗日的。”
“日本飞机天天来炸，所以我们天天跑警报。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钟，就拉警报了，说日本飞机已经起飞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到昆明上空。那时候年轻，半个小时可以跑出十里地去，就跑到郊外——山洞里、阴沟里，跑去躲着；他们走了再回来上课。几乎每天都有。当然也遇到过危险，有的同学就炸死了。”
何兆武先生回忆起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位恩师——张奚若先生。“张先生是政治系主任，我上过他两年课。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必要上政治系的课；可是我觉得听他讲课很有意思，就跑去听了。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好处，就是非常自由，像我是历史系的学生，跑去听政治系的课，也没有人干涉。”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张先生指定了《共产党宣言》是必读书目，而且读完要考试的。那时候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可是马克思的著作我们拿来看也觉得很有兴趣，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解放后，张奚若先生曾经担任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图为何兆武先生家中书架上的《资本论》
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求学的7年中，先后读了土木、历史、哲学和外文4个专业。他说：“求学的话应该面要宽广一点儿，不能太窄了。太窄了，你就看不见全貌。比如说，你是中国人，当然要知道中国的历史；可是，如果你整个世界历史都不知道的话，你这中国历史了解得也不深刻。”何兆武先生家中的书架上，堆满了关于历史的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他说自己对历史有兴趣，否则也不会干这一行。“无论什么工作，你一定要有兴趣才好。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去干，那实在没有意思。”
而关于外语，何兆武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得学。“没有一个文盲，他不认识字，就能够有很丰富的知识的。”至于如何学好外语，何兆武先生的建议是：大量广泛地阅读。“开始学的时候当然有困难，你看的多了，困难自然就少了。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还要规定，比如你这个学期要看10本小说，看多了你自然就可以慢慢看懂。”
何兆武先生年轻时喜欢看电影。他最喜欢的影星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曾经看过十几部她出演的片子。这个爱好对语言学习也很有帮助。“那时候，电影院放映的大部分是好莱坞电影，都是英文的。看电影也不贵，大概一两毛钱看一次。你每个月看一次电影，看上一年，看了十几部，大致就都可以听懂了。这就好比你到上海，开头不懂上海话，住个一年两年，你也会了。”
何兆武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此外，他还译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
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何兆武先生已经不再工作了。他自嘲：“我今年快96了，这个岁数活不下去了。即使活到一百岁，那也不算真正地活，真正想干点儿什么事那干不了了。”然而即使终日卧床，他的床铺边也常年放着几摞书，偶尔还是会出于兴趣翻一翻。
来源：中国网《翻译家何兆武先生：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编辑: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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