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这些歌词翻译出来变成周杰伦的歌词怎么办?变成邓丽君的歌词怎么办?
我是陈黎,来自宝岛台湾东部,刚刚各位看到的是我自己收藏的鲍勃·迪伦的记录,我自己做的一小段影片。这首1963年问世的鲍勃·迪伦名作真是一个谜,对世界、对鲍勃·迪伦、对你、对我。各位刚才看到的先是鲍勃·迪伦1963年在电视上的演唱,然后是同年7月26号跟他的同伴在民歌节上面所唱,同年8月份,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的游行集会上,由Peter,Paul & Mary 演唱,之后,这首仿佛像个“问号的手榴弹”的歌曲便在美国、在全世界引爆开。我现在邀请各位一起用中文朗读这首诗,向时间、向世界、向歌者鲍勃·迪伦致敬。
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个人对鲍勃·迪伦诗歌的心得,这是很丰富的一套鲍勃·迪伦诗歌集,我跟我太太一起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1963年鲍勃·迪伦扬名海内外,发行了惊动世人的专辑。1969年15岁的我升上高中,新来一位老师上课,拿着一台录音机走进教室,在课堂上面教我们唱鲍勃·迪伦的歌,他把《在风中飘荡》播给我们听,启发了我们一辈子对争取人类平等、自由,让自己成为有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的美好意念的向往。我后来担任中学、大学老师三十余年,我的学生们也颇受这样美好意念的激励,对于我来说鲍勃·迪伦的影响已经深入心里。
我虽然不断向教师们、向朋友们说起鲍勃·迪伦,但他歌词我只知道两三首,直到这次参与鲍勃·迪伦的翻译,把缠绕在我心头多年的他的经典歌曲翻译出来,包括《在风中飘荡》,《暴雨将至》、《战争大师》等,这些歌有的是批评现实、妥协人性,强烈散发鲍勃·迪伦个人的人格跟理念,给当代青年带来很大的震撼和影响。有些歌是耐人寻味的情歌,但最让我欣喜的是,虽然我过去尽可能买了所有鲍勃·迪伦的唱片,相关书籍跟影像记录,但这次受命翻译,我意外发现了一些先前被自己忽略的鲍勃·迪伦的诗歌佳作,这些都是诗与音乐完美啮合。鲍勃·迪伦以叙事诗的手法,让读者理解他所处的世界的背景,他或者以问句的形式抛出问题,不留于口号式的呐喊,譬如《在风中飘荡》,《暴雨将至》等等。他擅用戏剧的手法,或者细腻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战争大师》等。
在鲍勃·迪伦的笔下,押韵不但不是限制,反而成为开启想象的翅膀,让他的歌词有超现实趣味。我想我就先把我过去对鲍勃·迪伦的一些简单的想法扼要跟各位报告。
我不是什么翻译家,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尽我所能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精神把鲍勃·迪伦的精神解释好。鲍勃·迪伦有一张专辑,《纽约时报》说他的确把他所有的文学艺术特别是音乐的边缘全部一次到位。我们开始以为是他自己写这个歌曲,后来一看这个歌是从欧洲过来的。所以在鲍勃·迪伦的身上,他扬名内外的时候,20岁的年龄而已,但他从民歌传统里头,能够很精准、很有效的,也是很另类的把一个故事用简洁生动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英语的叙事歌谣传统。
另外鲍勃·迪伦在说唱,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有些人可以知道全部的真理,而他则觉得全部人都可能知道一些真理,可见他对所有前辈的尊敬。所以从他身上看到音乐上、文学的传统。我想我自己可以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观察。我15岁的时候受到老师的启发,长大以后从诗歌、音乐、艺术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如果你来台湾你要去拜访我,我想你未必要去我家,你也许可以随便去到被我教过的那些初中生家里,你会很惊讶地看到他们的书架上面一定有3B的唱片。其中就有鲍勃·迪伦的。
听英语民歌的时候觉得很巧妙,觉得鲍勃·迪伦所写的一些歌,是从美国本土里面寻找源泉,他们把英国的、欧洲的东西和在美国本地跟黑人有关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刚刚周云蓬说到我们看黑人,不标准的英文,我相信鲍勃·迪伦也不是神,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模仿这些腔调,故意写得不太标准。今天所有的说话,大家都拿着台词生怕讲错话,鲍勃·迪伦也是一样,但我想他个人的才气还是非常大。今天晚上有机会念《暴雨将至》,这首歌的想象力非常丰满,展现出鲍勃·迪伦作为一个歌者、一个诗人的非常诗意,而我刚才念的诗《别太多想,没事了》则是属于他的作品中继承传统的那一类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是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敬佩,因为难度很高。我记得去年年底鲍勃·迪伦刚得奖,有人说让我翻译,我说绝对不要。隔了两三个月又接到电话,我觉得这是我的偶像鲍勃·迪伦,我听说他们找了不同的人来翻译,我觉得很好,因为鲍勃·迪伦的音乐非常多样。我跟于坚算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而因为我们在台湾,有机会与美国的同时代人同步听到迪伦的音乐,当时在台北的一位老师,他每天上课用英文,经常把这些代表美国文化的音乐与书籍带给我,它们带给我很深的影响。所以第二次受邀约的时候,因为鲍勃·迪伦是这样一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个人物,所以我就答应了。我也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让我翻译我们所熟悉的那几张专辑,我非常惊讶的是,这次翻译也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奚密,一位著名的汉诗研究学者和诗人。我曾经翻译了超过30种诗集,自己创作出版的也有14种,正因为已经有很多次这样的机缘,我也不想谈任何理论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诗的学者,看着前面不同的诗赋,古往今来他们做了很多东西,如果你有机会得到这本书,你可以看到不同翻译者的风格,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呈现。
假设我作为普通读者去阅读鲍勃·迪伦的时候,不是根据哪一种英文翻译去读,而是就根据鲍勃·迪伦的想法去读、去理解。翻译这种工作,本身就是必须把意思翻出来,看有没有办法去感动别人,可是感动或者品味本身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过程。以前我们没有机会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只要一顿饭有很多肉我们就喜欢。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选择太多,很多东西就变成一个个人体验的过程。所以我说我不是翻译家,我是一个学者,在翻译鲍勃·迪伦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翻译的时候我可以完全不管他,我非常大胆,他的押韵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翻译。如果10年前我翻译鲍勃·迪伦,会觉得很做作,可是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去体会,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他们不断想办法突破自己,不断用更多可能的方式带给我们感动。所以作为学者,必须用更好的方式让读者在当下感觉到作者的意思。
鲍勃·迪伦他骨子里就是一个诗人,很多面向。他是超现实的,在他的作品里他不断喷发出来的意念跟意象让你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跟同样具有超现实意象的诗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对押韵的借用,所以他用一张一张卡片把押韵做出来,我想一个更好的诗人要突破纯粹诗的想象,一方面他的表现方式更为重要。简单讲,我这次能够参与一部分翻译的时候,除了把他的经典翻译成为中文,我在做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我说这些歌词翻译出来变成周杰伦的歌词怎么办?变成邓丽君的歌词怎么办?当然啊,他们二位的歌词并不是说不好。幸好,我发现迪伦歌词转化成为中文的时候,某些力量、某些诗的魅力跟强度还在,他总是有一些小的歌曲是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歌手或者音乐人他们所能做的,他绝对不会去排斥任何可能很古典或者很现代的形式,他的一首歌就可以够我们一辈子里听很多很多遍。
鲍勃·迪伦也许不是典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是他的作品铁定是传颂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人们把奖颁给他不就是因为他的影响力、感染力等原因吗?所以鲍勃·迪伦的影响力、感染力来自他创作的作品,也就是音乐和文字,合起来就是诗。
其实我跟罗大佑和于坚是同年的。我15岁那一年,1969年,我老师在高一英文课堂上面教我们唱鲍勃·迪伦《在风中飘》这首歌,把歌词念出来给我们,启发了我们对追寻人类平等自由,让自己成为有个性,特立独行的人这类美好意念的向往。
后来我自己也担任中学跟大学的老师30多年,我的学生们也大多受到这些美好意念的激励,所以对生活在台湾岛屿边缘的我,鲍勃·迪伦的影响是如此鲜明,而且他这么样影响全世界的时候不过是26岁。
在此我愿意举几个例子,聊聊鲍勃·迪伦,聊聊鲍勃·迪伦跟世界音乐可能的关系。
1962年开始录制唱片的流行乐天团披头士(The Beatles),快速走红后,1965 年前后,两位主将约翰.伦农(John Lennon)与保罗.麦卡特尼(PaulMcCartney)对他们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具自觉。受到鲍勃.迪伦的启发,他们了解到摇滚乐也可以用来表达真挚的感情,也可以有内涵。1965 年发行的《橡皮灵魂》(RubberSoul)即是这种新自觉下的产物。这张唱片把流行音乐带到一个新的境地,让许多人对披头士刮目相看,第一次感觉他们是可以跟舒伯特相提并论的歌曲作家。
譬如伦农的〈挪威的森林〉(NorwegianWood),讲的虽是男女之事,与传统的流行歌曲却大异其趣。伦农的歌词迂回而隐晦,听者必须各自揣摩它的意思,不像以往的流行歌曲说到爱情都是千篇一律陈腔滥调。受到迪伦的影响,伦农写作的曲子愈来愈个人化,不吝惜表达自己的感情。譬如《虚无的人》(NowhereMan)这一首,或许也是伦农个人内心困惑和不安的投射,但如果把它当作对所有无知、自私、没有主见的现代人的批评,也许更为合适。迪伦锐利、深思、诗般的歌词,在伦农身上找到回应。到了1967 年,披头士终于创作出《胡椒军曹寂寞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这张他们最具创意也最具影响力的一张专辑--也是摇滚史上第一张成功的“概念唱片”。
其次,我举葡萄牙的民歌Fado,特别是以大学城柯茵布拉为中心的“柯茵布拉 Fado”。葡萄牙二十世纪独裁者萨拉查(Salazar)领导的右翼政党,极权统治了葡萄牙逾四十年(1932-1974),三十、四十年代间,统治者试图将那些具有理想性、行动力的柯茵布拉学生改造成温顺、无活力的学者,然而在5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由于几位作曲者/歌者的出现,柯茵布拉 Fado 才得以重生。其中最耀眼者当属何塞·阿方索(José Afonso,1929-1987)。他延续 20 年代柯茵布拉 Fado 黄金期歌者看重传统民谣资产,讲求诗歌文字纯粹性的精神,以时而翻新、时而创新的形式,为 Fado 注入新的音乐理念,这些生动有力的表现方式,与现代人的品味和感觉十分契合。
何塞·阿方索,在柯茵布拉大学研读历史和哲学,但一心想要成为歌者。他不只改写了葡萄牙现代的音乐史,也改写了政治史、社会史。成长时期的他对葡萄牙内部保守心理状态极感不快,他接触了贝拉地区的民歌,对他日后音乐创作有极大影响。1959年,在全国各地许多场合,他开始他带有社会指涉的歌曲演唱,渐获劳工阶层与都市居民注意。60年代,他带着他一首又一首的歌,参与学生罢课、示威,争取人权的运动。Fado变成抗议与沟通的一种方式,和美国的民歌十分类似。西班牙导演索拉(Carlos Saura)于 2007 年拍成电影《Fados》,在“革命”这个段落,播映了阿方索的经典歌曲〈格兰多拉,黝黑的小镇〉(Grandola,Vila Morena)。此曲写于 1964 年,又名〈4 月 25 日〉(25 de Abril),因为 1974 年 4 月 25 日午夜,在一片嘈杂声中,葡萄牙电台播出了这首歌,做为革命军队出发攻占国内重要据点的信号曲,一场人民终获胜利的不流血革命。
至于1982 年出版首张专辑《之乎者也》的罗大佑,以及 1986 年首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鲍勃·迪伦在东方的翻版。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至今我也出版了一些诗集,可以算是一个忠诚的诗的学徒。这一次参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鲍勃·迪伦诗集的翻译,在我看来可谓双重的挑战。我过去翻译过诺贝尔奖诗人作品集很多,有三位女诗人是桂冠女诗人,但现在突然被邀约翻译以歌词的诗歌得奖的诺贝尔奖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第一个挑战是对我的挑战,我有没有可能有效的将鲍勃·迪伦的歌词化成中文现代诗。
相对的另外一个挑战是针对鲍勃·迪伦的诗歌来的,转成现代中文,抽掉音乐以后的鲍勃·迪伦的歌词依然是可以与其他诗人媲美的中文诗吗?我很高兴也很紧张,我很高兴说希望就我跟我太太这次翻译的几章鲍勃·迪伦专辑的歌词来说,答案是肯定的,鲍勃·迪伦的歌的质量都是相对丰富,既有《时代正在改变》《暴雨将至》这类感染力极强,撼动人心的大作,也有动人的。
在鲍勃·迪伦的笔下,押韵不是限制,而是让他歌词充满超现实的趣味。另外以歌词形式呈现鲍勃·迪伦的诗歌通常没有标准符号,让他的歌具有为平民而作的随性的调性。
我一再想没事的,第一个由他的文本来看,很精致,有些东西非常大胆,可是大胆当中爆发一种生命力、活力。第二个虽然把他当做偶像,但假设没有更伟大的前瞻者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有摸索力量。他也是平凡人,不用把他神化。我们写过一点点东西的都知道,写东西总是有高有低,在高潮之后不能再高潮了,可是比起别人的高潮低潮,迪伦还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跟鲍勃·迪伦有点不一样的,鲍勃·迪伦写诗的时候一方面他采用文学传统,第二他用音乐。在音乐里面的押韵比起诗歌押韵的类型,那样的东西逼着他,激发他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
听他唱《暴雨将至》,完全是重复重复,念唱的方式,可是一听后面的副歌,你就被震撼到了。你可以从很多方式,很多地方跟当时迷幻的对体制的解构那样的倾向有关联。所以这种动向跟写作的技法让他爆发出真正独一无二的例子。
我非常高兴一起参与翻译,创造出多样现代诗的鲍勃·迪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力量。
以上文字整合自8·12北京“来,我们一起迪伦”活动陈黎现场发言。
(编辑:xue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