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现状、理据与践行 ——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内容提要
翻译界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做了尝试，在国内外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潘文国教授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认为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当中，都很有必要创建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提出“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的观点，并且从语言学的本质出发，回应了“‘中国翻译学’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调，近而阐述了构建“文章学翻译学”的初衷和理念。最后，围绕“古今中外”四个字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现今译学界存在诸多质疑：中国本土译者能否担起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中国译论是否要守土有责？翻译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倡导是不是民族主义？继《翻译论坛》上一期潘文国教授关于《新科技信息时代对翻译的定位与认知》的访谈后，本期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访谈。
赵、周：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谈！翻译学借助西方翻译理论分析中国翻译现象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是生搬硬套。2014年，Mona Baker在接受中国学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学者完全不必要受西方或其它地域理论的约束。我不是说他们应该发展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而是说他们要以对本国的语境有实际意义为前提去对接这些理论，不必仅仅因为有些最新的理论观点在英国、美国或其它什么地方受欢迎或者很流行，就感觉应该追随那些理论。”[1] 请问，您对Baker 的这一观点有何看法？
潘：我2002年到Mona Baker处访学，与她交往已有十多年了。你引的话其实我与她也谈起过。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从2001年开始，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头十年里我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都是谈学习西方理论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的问题的，如《论中国语言学的“落后”》、《汉语特色的音韵学研究》、《外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反思：振兴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等，直到前几年还发表了《中国学者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正道》和《论中学与西学》等文。这还只是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相关性的，标题上没有显示实质上谈这个问题的就更多。在翻译研究方面我写过《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否可能》等。大概我是国内语言学界、翻译界谈这个问题最多的人之一。但我与Mona Baker还是有不同。她作为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是从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一般规律谈这个问题的，而我更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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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周：在上世纪末，已有国内学者潜心钻研和整理中国的传统译论，但毕竟是少数，也未曾明确地提出要“发展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大多数人还是在追随着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新世纪以来学界倡导对西方译论要选择性吸收，创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您是基于何种考虑而倡导创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
潘：为什么本世纪初我会集中谈这个问题？因为伴随着世纪之交，我对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认为这一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有成绩，但有很大的问题，核心就是没有处理好中与外、古与今的问题。对传统否定太多，而对西方是一味崇拜。这三十多年来尤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登峰造极，是与前几代人相比。“五四”前后的人不管如何鼓吹“全盘西化”，自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使多数人在接受西方学说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与传统进行比较，有所取舍；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缘故，对西方来的东西总有一些戒备心理，除了对苏联那一套心悦诚服，对欧美的学说还是批字当头。只有到了这三十年，传统在多数人的脑子里已经没有了影子，对外开放也没有了顾忌，因而大规模、大范围、大批量，义无反顾地全面拥抱、全盘吸收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不二之选。如果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引进国外理论还会带个批判的尾巴，八十年代之后就看不到了。国外每出现一个理论甚至只是动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引进、抢在别人前面引进，根本来不及研究消化。因为国外就代表先进，代表“现代”，代表“国际水平”。有的地方的硕、博士论文的撰写甚至规定必须要引用一种或几种国外理论作为论文的支撑，否则就缺少“理论基础”这个环节。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研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实质上是总体“失语”的，我们只是做了国外理论话语的传声筒和应声虫。这情况甚至引起国外Mona Baker那样的有识之士的忧虑。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平等的交流，不可能一方永远先进、永远领先，另一方永远在追赶、在学习。这不仅是Baker教授的看法，我见过许多外国学者都有这样的看法，不喜欢去跟他们交流的中国学者只是忠实的听众甚至粉丝。
赵、周：那么，为了扭转这种“追随者”和忠实“粉丝”的角色，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如何面对西方译论？
潘：从道理上来讲，就如我前面说的，任何理论只能是特定时空条件、针对特定对象的产物。它必须先要证明能解释它所由产生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推广到其他地方、其他对象。没有天生就正确、就普适的东西。就算已经证明了它想证明的问题，在用到别的场合的时候还需要针对别的场合作出修正和补充。因此对于外国理论，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是认真研究，看它说的是什么；第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看它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第三是这个理论的背景条件，在运用到新的场合（比如说中文背景）会有什么变化，如何调整、适应、修正。
这还是谈学习、应用国外理论，事实上真正合适的理论应该是自己发明的，就如Mona Baker提到的，“应该发展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作为外国人，她不好明白说，但我们自己就应该坚定地这样说。不管是翻译学，还是语言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光把一个或几个西方理论拿过来进行修修补补、拼拼凑凑，就能产生出一个指导中国实际的理论。外国的理论只能作为参照。我很赞成这样一个说法：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这才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之路。
赵、周：罗新璋先生最早提出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后来许渊冲先生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构建“中国学派”不仅仅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在人文社科其它领域都有相同的提法，国内顶级社科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开通了官方的微信公共账号，其用户名就是“中国学派”。潘老师，您认为中国翻译理论形成自己的“中国学派”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发展？
潘：刚才我提到发展中国学术的四句话：“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这也就是构建中国学派理论的必由之路。前面三个是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实践是基础，研究翻译学而没有翻译的实践，没有自己动手翻译过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甚至更多，这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中文与西方语言文字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实践还应该包括两个方向，不仅有外译中的实践，还应有中译外的实践。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两种语言的真正区别以及翻译会碰到的真正问题，这不是理论上谈什么共性、个性可以解决的。而适合外译中的理论又不一定适合中译外。比如我们以前提到过一种“不平等条约”：在英译中时强调直译，亦步亦趋地追随英文的字法、句法，放手制造“翻译腔”的中文；而在中译外时反复强调要打散中文的结构、字序，要使用“地道”的英语。对两种翻译实际上采用的是双重标准。这样的理论还可靠吗？第二，继承中国传统。我始终相信，真正适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一定是立足本土的理论，只在外国理论上进行修修补补形不成中国特色的理论。许渊冲先生就很注意这一点，他提出的三美、三似等等都是有中国学术资源背景的。他最新提出的“随心所欲不逾距”，更是利用了《论语》的智慧。中国翻译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产品最丰富的翻译实践，这就是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翻译，以及近代以来的翻译。丰富的实践资源一定会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总结、去继承。关键在于如何去发现、去总结。我们不能走以外律中的路子，那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即使你总结出了一套东西，事实证明也将是对传统的扭曲。而十九世纪来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例如马建忠把拉丁语法往古汉语上一套，搞了个孙中山说的“拉丁文法汉证”，就自以为发现了“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建立了中国语法学。事实证明只是方枘圆凿，之后语法学界修补了一百多年，还是修补不起来，至今未能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汉语语法体系。又如梁启超把一部佛经翻译史简化为直译与意译之争，后人概括为“汉末直译”、“鸠摩罗什意译”、“玄奘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致也”，不仅结论不足取，而且关上了翻译研究的大门。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罗新璋先生提出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者，其内容和追求各异，可以说是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种主张，但很难合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其次，把佛经翻译的传统归结为“案本”并不符合实际，把严复的理论归结为“求信”也是对信达雅的误解。而其原因也在于用西方译论史上的“忠实”作为观察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还是把中国传统译论纳入了西方“忠实论”的洪流。因此，怎么正视、发掘、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当前最困难的事。第三，借鉴外来新知。这是因为当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了国际共同体，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光有自身特色还不够，又要能与国际同行交流。总之，一个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一定要同时符合这三方的要求，既有传统特色，又有国际视野，而且首先是针对并且要解决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实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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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周：目前，国内翻译界有些学者在创建“中国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对目前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所取得的成绩是怎么看的？
潘：从翻译研究来看，翻译家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从严复开始，朱生豪、傅雷、钱钟书，直到近些年汪榕培提出的“传神达意”，都为此作出了贡献。但从理论的角度，形成体系的还不多，只有许渊冲提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成形的理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在国际学术领域实际上的“失语”，开始关注中国特色理论的构建，这方面的前景是看好的。
赵、周：当然，有人赞同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有人则反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认为“中国特色”表述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有人认为“中国翻译学”的说法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全世界的翻译研究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应分“中国翻译学”和“西方翻译学”，不必要给翻译研究强加明显的地域标签。请您对此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潘：这个问题争论已有好几年了吧？我记得我也有好几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其中谈得较多的是《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一文。这里就不多重复了。我想先谈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不光翻译学碰到，语言学碰到，其他许多学科也碰到。这是因为从哲学层面看，“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是个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其实“西方翻译学”与“翻译学”也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只是有些人不愿这么想，认为“西方翻译学”就是“翻译学”）。而一般和特殊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为事物不可能没有普遍性，也不可能没有特殊性，看你是在哪个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吧？但是在“人”上他们有共同点；人和狗不一样吧？但是在“动物”上有共同点；同样，动物和植物不一样，但在“生物”上有共同点；生物和石头不一样，但在“物”上有共同点。从高的层面讨论就有共性，从低的层面讨论就有特殊性。“翻译”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当然有共同点，比如都要有译入和译出一方，都要依赖语言，都要关注效果等等。从这个层面看翻译研究，当然觉得翻译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研究，具体语言、具体国别的差异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到了实际做翻译的层面，有的问题非常实际、非常具体，实践者是希望得到某种理论指导的。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文体的“韵、对、言、声”四要素，它在别的语言里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地位、表现方式迥然不同（不要说别的语言，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也很不相同）。那么，这些东西在翻译中要不要表现？如何表现？要不要通过实践，总结出一种理论来支持呢？如果需要，那么涉及这些问题的翻译理论有没有国别特色、语言特色呢？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越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特别是哲学层面研究的人，越容易忽略具体细节，强调事物的共性方面。越是关注实践、而且正在从事实践的人，会感到有针对性的理论的需要。作为一个完整的翻译研究者，应该既关心宏观、普遍的方面，也应该、甚至更应该关注具体和特殊的方面。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为翻译实践服务，实现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徳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说过：“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拥有一种语言，这两句话同样正确。”翻译也是这样：“全世界研究一种翻译，每个译者在研究一种翻译，这两句话都对。”需要注意的是“度”，也就是在类似于上面“男/女—人—动物—生物—物”系列的哪一个层面建立你要研究的翻译学。我提出的文章学翻译学主张道器合一，道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可以跟国际翻译学对话的；器是针对具体对象的，有较强的特殊性。但道器可以转换，从器上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可能在道上产生意义。
赵、周：您在阐述构建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理据时，多次引用语言学方面的实例，前面分析产生“‘中国翻译学’是个民族主义问题”论断的原因时，又多次提到了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潘：为什么我在谈翻译的时候常常提到语言学？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太密切了。说到底，翻译离不开语言，所谓翻译实践、首先是语言实践。不论是翻译中的“语言学派”还是“非语言学派”，无法否定的是，翻译最终实现的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因而翻译研究的“特色”存在与否，以及存在到什么程度，与要翻译的语言间的差异程度就有很大关系。就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所最常接触的翻译实践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印欧语系内部各语言之间的翻译，一种是印欧语与非印欧语之间的翻译。后一种最典型的就是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对译。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翻译实践，不但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是不同的翻译实践，甚至从印欧语到中文与从中文到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也是不同的实践。这个不同典型地体现为做加法和做减法的不同。印欧语是形态语言，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态，形容词和副词的级，都要用严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要求是强制的、谁也无法违背的，违背了就不再是所说的那种语言。而汉语，作为孤立语的典型代表，就不需要这些表示，甚至视这些表示为累赘。这样，在把印欧语言如英语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减法，把原文中那些对汉语来说累赘的成分一一去掉（硬译出来有时就造成了“翻译腔”）；而在做中译英的时候，就必须视译文需要，将原文没有明示出来的东西一一加上。大体来说，做减法容易，去掉就是了；做加法却颇费斟酌。因为在汉语中认为不言而喻的东西要在译文中一一落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方说“数”。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乌”在汉语中看不出是单是复，译成英语就必须或单或复。我曾经搜集过八种译文，结果是四单四复。由于单数复数造成的诗的意境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译法是对的。又如唐代赵嘏《江楼感旧》“同来玩月人可在？风景依稀似去年”中“人”的翻译就更有趣了。因为“人”是男是女，是一是多，在原文中都看不出来，翻译就必然会五花八门，在我找到的译文中译成男的、女的、单数的、复数的都有。对它们的得失长短就可自成为一个讨论题目，而这样的讨论在英译中时就不会有。因而我认为，要不要“中国特色翻译学”在名称上也许还可以讨论（我认为叫“汉语特色”比“中国特色”要好。当然，等理论成熟了，融入世界了，冠以“中国学派”也是可以的），在实践上却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不这样，不会有真正切合中外互译、特别是中译外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实际上，不仅涉及汉语与外语之间的翻译有特色，其他语言也有。例如在英语与同为印欧语的徳语、法语间的翻译也会有它们的问题。法语的名词、代词、冠词有阴阳两个性，徳语有阴阳中三个性，而英语只有人称代词还有性的区别，名词、形容词都没有了。这些语言间的翻译在涉及语法中“性”转换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有趣的问题[2]，需要研究解决。当然这些问题远没有汉外翻译中碰到的问题大，还不足以提出“徳语特色的翻译学”“法语特色的翻译学”。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涉及这些特色的翻译都会有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研究。而普世翻译学除了谈一些最高层面的共同点之外，就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翻译研究的总和。过于强调翻译研究的普遍性，不重视各种语言的特色，把建立在印欧语互译基础上的翻译理论不加思考地认为就是人类普遍的翻译理论，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介绍、引进这些理论，补充一些汉语翻译的例子，这样的路子，从长远来看是走不通的，也不是我们需要的。
赵、周：您也是构建“中国学派”的践行者。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倡导构建中国学派的译论和话语，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文章学翻译学。文章学翻译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建？
潘：前面说过，任何理论都是受特定时空限制，并且针对特定对象的。文章学翻译学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典籍的英译。为什么叫文章学？《文心雕龙》上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用文章一词可以概括中国的典籍，不管它属于哪个学科（经学、史学、文学、科技或日常应用），二是“文”“章”的字面义（文饰、花纹）就意味着它必须讲文采，因此所有中国的文章都是美文，其翻译也就应该是美文的翻译。这就在对象上与西方译论区别了开来，因为西方译论一般要严格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分别采用不同的对策的。这也同时说明了提出这个理论的必要性，因为西方理论没法简单地用在这儿。从我倡议的这个理论本身来说，它的“中国味”还是比较浓的。第一，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道器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区分了翻译研究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方面是总体上的要求；微观方面是操作性的指导。宏观方面应当有普适性，微观方面有较强烈的针对性。第二，它对“译事三难信达雅”进行了溯源，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断定这句话是“刘熙载的路子，刘知几的句子”，所谓刘熙载的路子就是文章学的路子，借用“经语”（经书里的话）表达自己的文章学观点。严复的“信”“达”“雅”都出自“经语”，是用了刘熙载同样的文章学手法，并且挪到了翻译学，“亦即为译事楷模”。所谓刘知几的句子就是仿照了刘知几对史学人才“史学三长才学识”的句式，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命题。这一简约性的方法使这句话百多年来深入人心，但由于今人对传统的陌生，忽略了其来源的文章学本体性。第三，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严复的信达雅，并把它上升到翻译之“道”的层面，这对一百年来的信达雅研究具有颠覆性。“信达雅”本质上就是“德、学、才”（“德”是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刘知几的“才、学、识”有所不足而加上去的），说的是“译事”，其实是对“译人”的要求。“信”之难强调对翻译事业的责任感，说明翻译不是人人可做的。“达”之难强调达意即传译之不易，说明翻译不是人人能做的。“雅”之难强调翻译文字当求尔雅，这更不是人人能做好的。三难是对译事译才的要求，或者说是从事翻译的入门线。这一源于传统文章学“为人先于为学”的主张以及对翻译的总体要求，不客气地说，可能超越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西方译学，因为那些理论大多是在“器”的层面。因而，信达雅的本意实际是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升华。第四，在“器”即操作层面上，我提出了“译文三合义体气”的说法，认为它既是译者从事翻译的原则，又是批评家据以批评的标准。“义、体、气”大体可以类比于西方译学“意义、形式、风格”三个方面，而又有很多中国的特色。这就为中西比较提供了基础。第五，对“义、体、气”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概要分析，这体现了我本人对古代文章学的感受和认识。如把古代繁复的文体归纳为“韵、对、言、声”四个要素的配置，这可以说是我的发现。又如对古代文章学视为灵魂的“气”进行现代的阐释，并借传统文章学术语分成“神、气、脉、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也是比较大胆的创见。而且都结合如何传译进行了探索。
赵、周：根据您的阐述，“文章学翻译学”中很多术语都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论，那您又是基于何种考虑而提出这样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章学翻译学”呢？
潘：这个理论强调中国文章学，是出自以下几个想法：第一，任何翻译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而翻译实践最重要的前提是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深刻了解，与对两种语言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翻译中国典籍，而对传统文章学一无所知，是说不过去的。第二，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理解”是最根本的，读不懂、读不通，翻译就无从进行。而这正是当前国内从事典籍英译的人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两张皮”，不少翻译者阅读古籍是有困难的，有的甚至只能利用别人的白话翻译。而据我的阅读经验，典籍的白话翻译中，没有问题的很少；很多从事古文今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古代文章之美，更不用说把它表现出来。依赖白话译文做外文翻译时就更质量堪忧。希望我对传统文章学的剖析能帮助更多人在独立自主的“理解”原文上下功夫，这是做好典籍翻译的前提。第三，“表达”的问题，理解了原文在义体气上的特点，就要尽一切努力去“合”。我说的“合”是“对应、匹配”，而不是“等值、等效”。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中要做到“等值”几乎是不可能的，“等效”也只是一个理想，而且不是译者一厢情愿的事。译者能做的只是尽量通过对应手段去匹配。举例来说，汉语有平仄，英语永远不可能有，但如果知道这是个形式表现手段，我们就可以在英语中也寻找一个形式表现手段去匹配。对“合”的程度最有发言权的是译语读者。因此说“义体气”既是译者行为的原则，也是读者批评的标准。
赵、周：学界都以“古今中外”四字赞誉您的成就，这里就请潘老师从“古今中外”四个字展开，对中国译学的发展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潘：谢谢学界的谬赞。其实能做到这四个字在老一辈学者中比比皆是，大家觉得很自然。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两张皮”的后果，兼通中外的人少了，我这个稍微都有所涉猎的人就成了另类。这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说起来是很令人惭愧的。而我能涉及这四个字，也只是运气较好而已：凑巧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本科，外语基础还算扎实；凑巧考研选了古汉语，受了比较系统的“小学”训练，凑巧多次出国，接触了国外的现代学术；凑巧受命创建对外汉语专业，有可能把这四者结合起来。当然，所有这些“凑巧”在一个人身上实现，还是不容易的，因此，真的应该“谢天谢地谢众人”。
由于文革耽误十年，我研究生毕业时38岁了，而我真正的学术经历也从那时才开始。自那以来我的治学轨迹大致是：（1）古汉语和音韵学研究，完成著作2本；（2）研究汉语构词法史，完成著作1本；（3）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完成著作1本；（4）从事对比研究，完成著作2本；（5）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完成译著3部；（6）从事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完成著作2本；（7）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译，完成译著2本。此外，还有涉及更广泛领域的编著、教材等，发表的文章大约有250多篇。从以上内容看，确实于古今中外均有涉及。其中有的比较明显，比如音韵学，纯粹是“古”的；构词法，纯粹是“今”的；其余的多数中外古今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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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四个字本身来说，其间有一个架构。我前面讲到发展中国学术时提到过一句话：“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这是从理论创建的角度来说的：当前（“今”）的中国（“中”）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传统（“古”）和外国理论（“外”）是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从翻译、特别是中国文化传译的角度来讲，“今”和“中”当然是基础，但“古”和“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不了解“古”和“外”，我们关于“今”的知识就是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拿我们天天在使用的语言来说，今天的白话文实际上并不是从古文言、古白话、近代白话（如《红楼梦》）这样一条线直接传承下来的，而是一个与由翻译造成的欧化文相嫁接而形成的“杂种”，其中有古的成分、“土”的成分，更有大量的欧化成分。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彻底决裂，废弃了文言文，也就自我割断了两千多年培育发展起来的中国语文之美的传统（北大教授谢冕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时曾说，废掉了旧诗，“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白话文怎么发展？只能转而向西方寻求语言资源，傅斯年、鲁迅等更主张直接搬用外语的词法句法，结果欧化文流行；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白话文真的其白如水，也是从翻译家（如周作人、林语堂、傅雷等）开始，又转而主张从文言中汲取营养。这一百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三角演义”，如果我们不懂“古”和“外”（影响汉语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和日语），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今天的汉语。从文化与学术来讲，五四以来，经过胡适等人鼓吹“全盘西化”“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就是用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过滤和改造），中国的人文学术已然全盘西化，所有的理论、体系、观点、方法甚至学术争论的焦点（如翻译界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来自西方。吕叔湘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跟着转”，有许多人还在乐此不疲，认定这是发展中国学术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百年的“西化”，造成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失语”，而要回过头来寻找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可以拿出来与世界共享的东西时，才发现我们自己对传统也已不懂了。因此在遍布世界的海外孔子学院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普遍的尴尬：要推广中国文化，但老师自己都说不清什么是中国文化；要介绍中国典籍，介绍者自己都读不通典籍原文。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中国翻译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个是非文学翻译越来越占主体，一个是将由“译入”为主转向“译出”为主。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说法的话，我相信前一个趋势必将推动机器翻译的更迅猛发展，而后一个趋势将促使人才培养进一步向“古今中外”并头前进的方向发展。而最困难、最吃重的将是“古”的方面，首先是阅读古书的能力。这是需要踏踏实实努力的。我前几年主編的一套《中文读写教程》就是主要为翻译专业编写的，希望为此出一点力。
赵、周：谢谢潘老师的精彩解答！……
注释
[1] 赵文静、胡海珠.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叙事建构研究——访谈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教授[J].中国翻译，2015（1）：69.
[2] 例如莎士比亚的诗句See how the morning opens her golden gates, And takes her farewell to the glorious sun可以译成德语的Sieh, wie sein tor der golden morgen ?ffnet, Und abschied von der liebensonnenimmt。只是改变了这对情人的性别。在英语原文里，从两个her可知“早晨”是姑娘，“太阳”是小伙子。而在德语里，由于语法性的强制要求，“早晨”（morgen）成了小伙子，“太阳”（sonne）成了姑娘。参见Jespersen（1924:236）。
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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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月，长江师范学院讲师，扬州大学在读博士；周领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翻译论坛》2017年第2期，第9-15页。
翻译界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做了尝试，在国内外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潘文国教授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认为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当中，都很有必要创建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提出“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的观点，并且从语言学的本质出发，回应了“‘中国翻译学’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调，近而阐述了构建“文章学翻译学”的初衷和理念。最后，围绕“古今中外”四个字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现今译学界存在诸多质疑：中国本土译者能否担起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中国译论是否要守土有责？翻译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倡导是不是民族主义？继《翻译论坛》上一期潘文国教授关于《新科技信息时代对翻译的定位与认知》的访谈后，本期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访谈。
赵、周：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谈！翻译学借助西方翻译理论分析中国翻译现象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是生搬硬套。2014年，Mona Baker在接受中国学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学者完全不必要受西方或其它地域理论的约束。我不是说他们应该发展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而是说他们要以对本国的语境有实际意义为前提去对接这些理论，不必仅仅因为有些最新的理论观点在英国、美国或其它什么地方受欢迎或者很流行，就感觉应该追随那些理论。”[1] 请问，您对Baker 的这一观点有何看法？
潘：我2002年到Mona Baker处访学，与她交往已有十多年了。你引的话其实我与她也谈起过。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从2001年开始，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头十年里我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都是谈学习西方理论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的问题的，如《论中国语言学的“落后”》、《汉语特色的音韵学研究》、《外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反思：振兴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等，直到前几年还发表了《中国学者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正道》和《论中学与西学》等文。这还只是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相关性的，标题上没有显示实质上谈这个问题的就更多。在翻译研究方面我写过《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否可能》等。大概我是国内语言学界、翻译界谈这个问题最多的人之一。但我与Mona Baker还是有不同。她作为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是从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一般规律谈这个问题的，而我更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
赵、周：在上世纪末，已有国内学者潜心钻研和整理中国的传统译论，但毕竟是少数，也未曾明确地提出要“发展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大多数人还是在追随着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新世纪以来学界倡导对西方译论要选择性吸收，创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您是基于何种考虑而倡导创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
潘：为什么本世纪初我会集中谈这个问题？因为伴随着世纪之交，我对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认为这一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有成绩，但有很大的问题，核心就是没有处理好中与外、古与今的问题。对传统否定太多，而对西方是一味崇拜。这三十多年来尤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登峰造极，是与前几代人相比。“五四”前后的人不管如何鼓吹“全盘西化”，自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使多数人在接受西方学说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与传统进行比较，有所取舍；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缘故，对西方来的东西总有一些戒备心理，除了对苏联那一套心悦诚服，对欧美的学说还是批字当头。只有到了这三十年，传统在多数人的脑子里已经没有了影子，对外开放也没有了顾忌，因而大规模、大范围、大批量，义无反顾地全面拥抱、全盘吸收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不二之选。如果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引进国外理论还会带个批判的尾巴，八十年代之后就看不到了。国外每出现一个理论甚至只是动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引进、抢在别人前面引进，根本来不及研究消化。因为国外就代表先进，代表“现代”，代表“国际水平”。有的地方的硕、博士论文的撰写甚至规定必须要引用一种或几种国外理论作为论文的支撑，否则就缺少“理论基础”这个环节。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研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实质上是总体“失语”的，我们只是做了国外理论话语的传声筒和应声虫。这情况甚至引起国外Mona Baker那样的有识之士的忧虑。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平等的交流，不可能一方永远先进、永远领先，另一方永远在追赶、在学习。这不仅是Baker教授的看法，我见过许多外国学者都有这样的看法，不喜欢去跟他们交流的中国学者只是忠实的听众甚至粉丝。
赵、周：那么，为了扭转这种“追随者”和忠实“粉丝”的角色，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如何面对西方译论？
潘：从道理上来讲，就如我前面说的，任何理论只能是特定时空条件、针对特定对象的产物。它必须先要证明能解释它所由产生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推广到其他地方、其他对象。没有天生就正确、就普适的东西。就算已经证明了它想证明的问题，在用到别的场合的时候还需要针对别的场合作出修正和补充。因此对于外国理论，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是认真研究，看它说的是什么；第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看它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第三是这个理论的背景条件，在运用到新的场合（比如说中文背景）会有什么变化，如何调整、适应、修正。
这还是谈学习、应用国外理论，事实上真正合适的理论应该是自己发明的，就如Mona Baker提到的，“应该发展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作为外国人，她不好明白说，但我们自己就应该坚定地这样说。不管是翻译学，还是语言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光把一个或几个西方理论拿过来进行修修补补、拼拼凑凑，就能产生出一个指导中国实际的理论。外国的理论只能作为参照。我很赞成这样一个说法：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这才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之路。
赵、周：罗新璋先生最早提出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后来许渊冲先生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构建“中国学派”不仅仅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在人文社科其它领域都有相同的提法，国内顶级社科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开通了官方的微信公共账号，其用户名就是“中国学派”。潘老师，您认为中国翻译理论形成自己的“中国学派”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发展？
潘：刚才我提到发展中国学术的四句话：“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这也就是构建中国学派理论的必由之路。前面三个是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实践是基础，研究翻译学而没有翻译的实践，没有自己动手翻译过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甚至更多，这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中文与西方语言文字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实践还应该包括两个方向，不仅有外译中的实践，还应有中译外的实践。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两种语言的真正区别以及翻译会碰到的真正问题，这不是理论上谈什么共性、个性可以解决的。而适合外译中的理论又不一定适合中译外。比如我们以前提到过一种“不平等条约”：在英译中时强调直译，亦步亦趋地追随英文的字法、句法，放手制造“翻译腔”的中文；而在中译外时反复强调要打散中文的结构、字序，要使用“地道”的英语。对两种翻译实际上采用的是双重标准。这样的理论还可靠吗？第二，继承中国传统。我始终相信，真正适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一定是立足本土的理论，只在外国理论上进行修修补补形不成中国特色的理论。许渊冲先生就很注意这一点，他提出的三美、三似等等都是有中国学术资源背景的。他最新提出的“随心所欲不逾距”，更是利用了《论语》的智慧。中国翻译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产品最丰富的翻译实践，这就是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翻译，以及近代以来的翻译。丰富的实践资源一定会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总结、去继承。关键在于如何去发现、去总结。我们不能走以外律中的路子，那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即使你总结出了一套东西，事实证明也将是对传统的扭曲。而十九世纪来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例如马建忠把拉丁语法往古汉语上一套，搞了个孙中山说的“拉丁文法汉证”，就自以为发现了“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建立了中国语法学。事实证明只是方枘圆凿，之后语法学界修补了一百多年，还是修补不起来，至今未能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汉语语法体系。又如梁启超把一部佛经翻译史简化为直译与意译之争，后人概括为“汉末直译”、“鸠摩罗什意译”、“玄奘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致也”，不仅结论不足取，而且关上了翻译研究的大门。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罗新璋先生提出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者，其内容和追求各异，可以说是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种主张，但很难合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其次，把佛经翻译的传统归结为“案本”并不符合实际，把严复的理论归结为“求信”也是对信达雅的误解。而其原因也在于用西方译论史上的“忠实”作为观察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还是把中国传统译论纳入了西方“忠实论”的洪流。因此，怎么正视、发掘、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当前最困难的事。第三，借鉴外来新知。这是因为当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了国际共同体，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光有自身特色还不够，又要能与国际同行交流。总之，一个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一定要同时符合这三方的要求，既有传统特色，又有国际视野，而且首先是针对并且要解决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实际问题的。
赵、周：目前，国内翻译界有些学者在创建“中国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对目前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所取得的成绩是怎么看的？
潘：从翻译研究来看，翻译家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从严复开始，朱生豪、傅雷、钱钟书，直到近些年汪榕培提出的“传神达意”，都为此作出了贡献。但从理论的角度，形成体系的还不多，只有许渊冲提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成形的理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在国际学术领域实际上的“失语”，开始关注中国特色理论的构建，这方面的前景是看好的。
赵、周：当然，有人赞同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有人则反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认为“中国特色”表述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有人认为“中国翻译学”的说法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全世界的翻译研究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应分“中国翻译学”和“西方翻译学”，不必要给翻译研究强加明显的地域标签。请您对此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潘：这个问题争论已有好几年了吧？我记得我也有好几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其中谈得较多的是《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一文。这里就不多重复了。我想先谈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不光翻译学碰到，语言学碰到，其他许多学科也碰到。这是因为从哲学层面看，“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是个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其实“西方翻译学”与“翻译学”也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只是有些人不愿这么想，认为“西方翻译学”就是“翻译学”）。而一般和特殊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为事物不可能没有普遍性，也不可能没有特殊性，看你是在哪个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吧？但是在“人”上他们有共同点；人和狗不一样吧？但是在“动物”上有共同点；同样，动物和植物不一样，但在“生物”上有共同点；生物和石头不一样，但在“物”上有共同点。从高的层面讨论就有共性，从低的层面讨论就有特殊性。“翻译”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当然有共同点，比如都要有译入和译出一方，都要依赖语言，都要关注效果等等。从这个层面看翻译研究，当然觉得翻译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研究，具体语言、具体国别的差异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到了实际做翻译的层面，有的问题非常实际、非常具体，实践者是希望得到某种理论指导的。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文体的“韵、对、言、声”四要素，它在别的语言里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地位、表现方式迥然不同（不要说别的语言，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也很不相同）。那么，这些东西在翻译中要不要表现？如何表现？要不要通过实践，总结出一种理论来支持呢？如果需要，那么涉及这些问题的翻译理论有没有国别特色、语言特色呢？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越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特别是哲学层面研究的人，越容易忽略具体细节，强调事物的共性方面。越是关注实践、而且正在从事实践的人，会感到有针对性的理论的需要。作为一个完整的翻译研究者，应该既关心宏观、普遍的方面，也应该、甚至更应该关注具体和特殊的方面。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为翻译实践服务，实现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徳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说过：“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拥有一种语言，这两句话同样正确。”翻译也是这样：“全世界研究一种翻译，每个译者在研究一种翻译，这两句话都对。”需要注意的是“度”，也就是在类似于上面“男/女—人—动物—生物—物”系列的哪一个层面建立你要研究的翻译学。我提出的文章学翻译学主张道器合一，道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可以跟国际翻译学对话的；器是针对具体对象的，有较强的特殊性。但道器可以转换，从器上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可能在道上产生意义。
赵、周：您在阐述构建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理据时，多次引用语言学方面的实例，前面分析产生“‘中国翻译学’是个民族主义问题”论断的原因时，又多次提到了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潘：为什么我在谈翻译的时候常常提到语言学？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太密切了。说到底，翻译离不开语言，所谓翻译实践、首先是语言实践。不论是翻译中的“语言学派”还是“非语言学派”，无法否定的是，翻译最终实现的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因而翻译研究的“特色”存在与否，以及存在到什么程度，与要翻译的语言间的差异程度就有很大关系。就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所最常接触的翻译实践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印欧语系内部各语言之间的翻译，一种是印欧语与非印欧语之间的翻译。后一种最典型的就是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对译。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翻译实践，不但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是不同的翻译实践，甚至从印欧语到中文与从中文到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也是不同的实践。这个不同典型地体现为做加法和做减法的不同。印欧语是形态语言，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态，形容词和副词的级，都要用严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要求是强制的、谁也无法违背的，违背了就不再是所说的那种语言。而汉语，作为孤立语的典型代表，就不需要这些表示，甚至视这些表示为累赘。这样，在把印欧语言如英语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减法，把原文中那些对汉语来说累赘的成分一一去掉（硬译出来有时就造成了“翻译腔”）；而在做中译英的时候，就必须视译文需要，将原文没有明示出来的东西一一加上。大体来说，做减法容易，去掉就是了；做加法却颇费斟酌。因为在汉语中认为不言而喻的东西要在译文中一一落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方说“数”。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乌”在汉语中看不出是单是复，译成英语就必须或单或复。我曾经搜集过八种译文，结果是四单四复。由于单数复数造成的诗的意境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译法是对的。又如唐代赵嘏《江楼感旧》“同来玩月人可在？风景依稀似去年”中“人”的翻译就更有趣了。因为“人”是男是女，是一是多，在原文中都看不出来，翻译就必然会五花八门，在我找到的译文中译成男的、女的、单数的、复数的都有。对它们的得失长短就可自成为一个讨论题目，而这样的讨论在英译中时就不会有。因而我认为，要不要“中国特色翻译学”在名称上也许还可以讨论（我认为叫“汉语特色”比“中国特色”要好。当然，等理论成熟了，融入世界了，冠以“中国学派”也是可以的），在实践上却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不这样，不会有真正切合中外互译、特别是中译外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实际上，不仅涉及汉语与外语之间的翻译有特色，其他语言也有。例如在英语与同为印欧语的徳语、法语间的翻译也会有它们的问题。法语的名词、代词、冠词有阴阳两个性，徳语有阴阳中三个性，而英语只有人称代词还有性的区别，名词、形容词都没有了。这些语言间的翻译在涉及语法中“性”转换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有趣的问题[2]，需要研究解决。当然这些问题远没有汉外翻译中碰到的问题大，还不足以提出“徳语特色的翻译学”“法语特色的翻译学”。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涉及这些特色的翻译都会有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研究。而普世翻译学除了谈一些最高层面的共同点之外，就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翻译研究的总和。过于强调翻译研究的普遍性，不重视各种语言的特色，把建立在印欧语互译基础上的翻译理论不加思考地认为就是人类普遍的翻译理论，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介绍、引进这些理论，补充一些汉语翻译的例子，这样的路子，从长远来看是走不通的，也不是我们需要的。
赵、周：您也是构建“中国学派”的践行者。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倡导构建中国学派的译论和话语，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文章学翻译学。文章学翻译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建？
潘：前面说过，任何理论都是受特定时空限制，并且针对特定对象的。文章学翻译学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典籍的英译。为什么叫文章学？《文心雕龙》上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用文章一词可以概括中国的典籍，不管它属于哪个学科（经学、史学、文学、科技或日常应用），二是“文”“章”的字面义（文饰、花纹）就意味着它必须讲文采，因此所有中国的文章都是美文，其翻译也就应该是美文的翻译。这就在对象上与西方译论区别了开来，因为西方译论一般要严格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分别采用不同的对策的。这也同时说明了提出这个理论的必要性，因为西方理论没法简单地用在这儿。从我倡议的这个理论本身来说，它的“中国味”还是比较浓的。第一，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道器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区分了翻译研究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方面是总体上的要求；微观方面是操作性的指导。宏观方面应当有普适性，微观方面有较强烈的针对性。第二，它对“译事三难信达雅”进行了溯源，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断定这句话是“刘熙载的路子，刘知几的句子”，所谓刘熙载的路子就是文章学的路子，借用“经语”（经书里的话）表达自己的文章学观点。严复的“信”“达”“雅”都出自“经语”，是用了刘熙载同样的文章学手法，并且挪到了翻译学，“亦即为译事楷模”。所谓刘知几的句子就是仿照了刘知几对史学人才“史学三长才学识”的句式，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命题。这一简约性的方法使这句话百多年来深入人心，但由于今人对传统的陌生，忽略了其来源的文章学本体性。第三，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严复的信达雅，并把它上升到翻译之“道”的层面，这对一百年来的信达雅研究具有颠覆性。“信达雅”本质上就是“德、学、才”（“德”是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刘知几的“才、学、识”有所不足而加上去的），说的是“译事”，其实是对“译人”的要求。“信”之难强调对翻译事业的责任感，说明翻译不是人人可做的。“达”之难强调达意即传译之不易，说明翻译不是人人能做的。“雅”之难强调翻译文字当求尔雅，这更不是人人能做好的。三难是对译事译才的要求，或者说是从事翻译的入门线。这一源于传统文章学“为人先于为学”的主张以及对翻译的总体要求，不客气地说，可能超越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西方译学，因为那些理论大多是在“器”的层面。因而，信达雅的本意实际是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升华。第四，在“器”即操作层面上，我提出了“译文三合义体气”的说法，认为它既是译者从事翻译的原则，又是批评家据以批评的标准。“义、体、气”大体可以类比于西方译学“意义、形式、风格”三个方面，而又有很多中国的特色。这就为中西比较提供了基础。第五，对“义、体、气”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概要分析，这体现了我本人对古代文章学的感受和认识。如把古代繁复的文体归纳为“韵、对、言、声”四个要素的配置，这可以说是我的发现。又如对古代文章学视为灵魂的“气”进行现代的阐释，并借传统文章学术语分成“神、气、脉、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也是比较大胆的创见。而且都结合如何传译进行了探索。
赵、周：根据您的阐述，“文章学翻译学”中很多术语都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论，那您又是基于何种考虑而提出这样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章学翻译学”呢？
潘：这个理论强调中国文章学，是出自以下几个想法：第一，任何翻译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而翻译实践最重要的前提是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深刻了解，与对两种语言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翻译中国典籍，而对传统文章学一无所知，是说不过去的。第二，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理解”是最根本的，读不懂、读不通，翻译就无从进行。而这正是当前国内从事典籍英译的人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两张皮”，不少翻译者阅读古籍是有困难的，有的甚至只能利用别人的白话翻译。而据我的阅读经验，典籍的白话翻译中，没有问题的很少；很多从事古文今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古代文章之美，更不用说把它表现出来。依赖白话译文做外文翻译时就更质量堪忧。希望我对传统文章学的剖析能帮助更多人在独立自主的“理解”原文上下功夫，这是做好典籍翻译的前提。第三，“表达”的问题，理解了原文在义体气上的特点，就要尽一切努力去“合”。我说的“合”是“对应、匹配”，而不是“等值、等效”。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中要做到“等值”几乎是不可能的，“等效”也只是一个理想，而且不是译者一厢情愿的事。译者能做的只是尽量通过对应手段去匹配。举例来说，汉语有平仄，英语永远不可能有，但如果知道这是个形式表现手段，我们就可以在英语中也寻找一个形式表现手段去匹配。对“合”的程度最有发言权的是译语读者。因此说“义体气”既是译者行为的原则，也是读者批评的标准。
赵、周：学界都以“古今中外”四字赞誉您的成就，这里就请潘老师从“古今中外”四个字展开，对中国译学的发展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潘：谢谢学界的谬赞。其实能做到这四个字在老一辈学者中比比皆是，大家觉得很自然。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两张皮”的后果，兼通中外的人少了，我这个稍微都有所涉猎的人就成了另类。这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说起来是很令人惭愧的。而我能涉及这四个字，也只是运气较好而已：凑巧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本科，外语基础还算扎实；凑巧考研选了古汉语，受了比较系统的“小学”训练，凑巧多次出国，接触了国外的现代学术；凑巧受命创建对外汉语专业，有可能把这四者结合起来。当然，所有这些“凑巧”在一个人身上实现，还是不容易的，因此，真的应该“谢天谢地谢众人”。
由于文革耽误十年，我研究生毕业时38岁了，而我真正的学术经历也从那时才开始。自那以来我的治学轨迹大致是：（1）古汉语和音韵学研究，完成著作2本；（2）研究汉语构词法史，完成著作1本；（3）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完成著作1本；（4）从事对比研究，完成著作2本；（5）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完成译著3部；（6）从事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完成著作2本；（7）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译，完成译著2本。此外，还有涉及更广泛领域的编著、教材等，发表的文章大约有250多篇。从以上内容看，确实于古今中外均有涉及。其中有的比较明显，比如音韵学，纯粹是“古”的；构词法，纯粹是“今”的；其余的多数中外古今交织在一起。
从这四个字本身来说，其间有一个架构。我前面讲到发展中国学术时提到过一句话：“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这是从理论创建的角度来说的：当前（“今”）的中国（“中”）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传统（“古”）和外国理论（“外”）是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从翻译、特别是中国文化传译的角度来讲，“今”和“中”当然是基础，但“古”和“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不了解“古”和“外”，我们关于“今”的知识就是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拿我们天天在使用的语言来说，今天的白话文实际上并不是从古文言、古白话、近代白话（如《红楼梦》）这样一条线直接传承下来的，而是一个与由翻译造成的欧化文相嫁接而形成的“杂种”，其中有古的成分、“土”的成分，更有大量的欧化成分。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彻底决裂，废弃了文言文，也就自我割断了两千多年培育发展起来的中国语文之美的传统（北大教授谢冕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时曾说，废掉了旧诗，“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白话文怎么发展？只能转而向西方寻求语言资源，傅斯年、鲁迅等更主张直接搬用外语的词法句法，结果欧化文流行；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白话文真的其白如水，也是从翻译家（如周作人、林语堂、傅雷等）开始，又转而主张从文言中汲取营养。这一百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三角演义”，如果我们不懂“古”和“外”（影响汉语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和日语），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今天的汉语。从文化与学术来讲，五四以来，经过胡适等人鼓吹“全盘西化”“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就是用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过滤和改造），中国的人文学术已然全盘西化，所有的理论、体系、观点、方法甚至学术争论的焦点（如翻译界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来自西方。吕叔湘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跟着转”，有许多人还在乐此不疲，认定这是发展中国学术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百年的“西化”，造成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失语”，而要回过头来寻找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可以拿出来与世界共享的东西时，才发现我们自己对传统也已不懂了。因此在遍布世界的海外孔子学院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普遍的尴尬：要推广中国文化，但老师自己都说不清什么是中国文化；要介绍中国典籍，介绍者自己都读不通典籍原文。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中国翻译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个是非文学翻译越来越占主体，一个是将由“译入”为主转向“译出”为主。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说法的话，我相信前一个趋势必将推动机器翻译的更迅猛发展，而后一个趋势将促使人才培养进一步向“古今中外”并头前进的方向发展。而最困难、最吃重的将是“古”的方面，首先是阅读古书的能力。这是需要踏踏实实努力的。我前几年主編的一套《中文读写教程》就是主要为翻译专业编写的，希望为此出一点力。
赵、周：谢谢潘老师的精彩解答！……
注释
[1] 赵文静、胡海珠.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叙事建构研究——访谈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教授[J].中国翻译，2015（1）：69.
[2] 例如莎士比亚的诗句See how the morning opens her golden gates, And takes her farewell to the glorious sun可以译成德语的Sieh, wie sein tor der golden morgen ?ffnet, Und abschied von der liebensonnenimmt。只是改变了这对情人的性别。在英语原文里，从两个her可知“早晨”是姑娘，“太阳”是小伙子。而在德语里，由于语法性的强制要求，“早晨”（morgen）成了小伙子，“太阳”（sonne）成了姑娘。参见Jespersen（1924:236）。
作者信息
赵国月，长江师范学院讲师，扬州大学在读博士；周领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翻译论坛》2017年第2期，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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