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读懂中国：文化干扰与文化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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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竹润，笔名黎信。江苏徐州市人，1960年毕业于徐州三中，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随后被分配至新华社从事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驻外记者、中央新闻采编室主任、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等职务。1985年获主任记者（副教授）职称，1990年获高级编辑（教授）职称。2001-2015年间，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有专著《英语对外新闻报道指南》（2009年，外文出版社）。曾发表过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方面的文章200多篇，100万字；出版翻译著作30余部。
1965年7月13日早晨10许，新华社派来的一辆大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接走了15名应届毕业生，英语系有5名，我是其中之一。从这天起，直到2005年正式退休，我在新华社从事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工作长达40年。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恢复招生，那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为新华社、人民日报定向培训学生，教师由新华社、人民日报选派。本来我是想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没想到受新华社指派，我成了该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授课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从1979年起，除驻外那几年，我始终既是记者，又是教师；作为教师，我先后在近十所高校为研究生讲授英语新闻写作、翻译等课程。在新华社编辑、记者的岗位上，我亲自采写的以及我编辑、润饰的英文稿件难以数计，这些稿件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世界读懂中国”乃是有志者的事业，作为教师，我庆幸自己有机会为这一事业培养人才。
2015年，由于健康原因，我辞去了最后两所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至此，我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事业奋斗了整整50年。经过一年多休整，精神和体力有所恢复，觉得该结束坐吃等死的生活。75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赶快做起来。我想到在英语新闻写作方面，自己出过几本书；现在应该集中一段时间总结自己在翻译方面的经验，将之留给有志于翻译事业的年轻人。自己好歹做过翻译工作，而且在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讲授过翻译课，死的时候把自己在翻译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带走，岂不可惜？
于是决定从在起，写一组文章，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讲一讲怎样做翻译，才能让世界 读懂中国。我承认，我不是“全才”。我的翻译工作以中译英为主，英译中相对薄弱； 所翻译的内容较多涉及政治、外事、经济、文化等等，文学翻译较少。好在我的文章全部来源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比较务实，比较贴近中国的实际，所以相信会有读者从中发现对有用的东西。
以上算是开场白，现在言归正传。
文化干扰——从“媳妇儿”谈起
现在的年轻人怕是难以想象，历史上曾经有整整十年，神州大地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化沙漠。1966年到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打成“封资修毒草”，文艺舞台上只允许八个“革命样板戏”上演，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据官方宣传，样板戏是“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培育出来的；江青炙手可热，西方媒体称她为“fire-spitting dragon lady”（吐火母龙）。
1965年7月13日早晨10许，新华社派来的一辆大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接走了15名应届毕业生，英语系有5名，我是其中之一。从这天起，直到2005年正式退休，我在新华社从事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工作长达40年。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恢复招生，那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为新华社、人民日报定向培训学生，教师由新华社、人民日报选派。本来我是想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没想到受新华社指派，我成了该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授课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从1979年起，除驻外那几年，我始终既是记者，又是教师；作为教师，我先后在近十所高校为研究生讲授英语新闻写作、翻译等课程。在新华社编辑、记者的岗位上，我亲自采写的以及我编辑、润饰的英文稿件难以数计，这些稿件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世界读懂中国”乃是有志者的事业，作为教师，我庆幸自己有机会为这一事业培养人才。
2015年，由于健康原因，我辞去了最后两所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至此，我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事业奋斗了整整50年。经过一年多休整，精神和体力有所恢复，觉得该结束坐吃等死的生活。75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赶快做起来。我想到在英语新闻写作方面，自己出过几本书；现在应该集中一段时间总结自己在翻译方面的经验，将之留给有志于翻译事业的年轻人。自己好歹做过翻译工作，而且在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讲授过翻译课，死的时候把自己在翻译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带走，岂不可惜？
于是决定从在起，写一组文章，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讲一讲怎样做翻译，才能让世界 读懂中国。我承认，我不是“全才”。我的翻译工作以中译英为主，英译中相对薄弱； 所翻译的内容较多涉及政治、外事、经济、文化等等，文学翻译较少。好在我的文章全部来源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比较务实，比较贴近中国的实际，所以相信会有读者从中发现对有用的东西。
以上算是开场白，现在言归正传。
文化干扰——从“媳妇儿”谈起
现在的年轻人怕是难以想象，历史上曾经有整整十年，神州大地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化沙漠。1966年到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打成“封资修毒草”，文艺舞台上只允许八个“革命样板戏”上演，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据官方宣传，样板戏是“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培育出来的；江青炙手可热，西方媒体称她为“fire-spitting dragon lady”（吐火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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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江青异想天开，命令新华社把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的剧本翻译成英文，对全世界播发。通讯社本来是消息总汇，本职工作是搜集发生在全世界的新闻，将之提供给用户，通讯社翻译并播发剧本，前所未闻。但“中央首长”有令，新华社只得服从，为此组织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翻译班子，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我参加了这项工作，那年我28岁，算是“三结合”中的青年翻译工作者。
《智取威虎山》剧本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大伙儿犯了难：一日，座山雕手下的土匪在夹皮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猎户李勇奇的妻子反抗土匪污辱，被土匪开枪打死，李勇奇的母亲即死者的婆婆满腔悲愤，高喊“媳妇儿”扑在受害者的尸体上。在英语国家，婆婆对儿媳都是直呼其名，Mary、Catherine等等。而在旧中国，儿媳妇在家庭中地位极低，尤其是在农村，儿媳往往连名字也没有，长辈呼儿媳，往往喊“XX（丈夫的名字）家的”、“XX（子女的名字）他妈”，或者干脆喊“媳妇儿“。
开头按字面把“媳妇儿”译作“daughter-in-law”，如此“译文”，连自己都觉得实在别扭。有人提出是否给死者取个名字，此言一出，就被大家否定。江青早就三令五申，样板戏必须绝对保持原样，增添、删去一个字都不允许，违令者轻的挨批斗，重的进监狱。那么把“daughter-in-law”改成“daughter”如何？大伙儿觉得似乎可行，不过谁也不敢做主，只好请示江青。经江青同意，译文定稿是婆婆哭喊“daughter”，扑在儿媳尸身上。记得也有人提出即使用“daughter”替代“daughter-in-law”，译文仍然不像样子，不如让老人哭喊着“Oh, dear”扑过去。此议也立即遭到否决：“篡改”样板戏，那可是大罪，别没事找事！
“媳妇儿”的故事，乃是翻译中“文化干扰”（cultural interference）现象的一个突出例证。文化(culture)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方面；这些独特方面的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歧义乃至相互不理解，这就是“文化干扰”。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具体地说，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文化干扰现象，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相互沟通的桥梁。
我的体会是文化干扰现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再，文化干扰贯穿翻译始终。《同文译馆》公众号列举的各式各样的中式英语，几乎都是文化干扰的表现。这里补充几个例子：汉语文化中，老虎是百兽之王；而英语文化中，百兽之王是狮子。我们说“摸老虎屁股”，按字面翻译成“to touch the tiger’s bottom”，乃是不折不扣的中式英语，正确的表达是“to beard the lion”（揪狮子的胡子）。再例如我们说某个女孩子嘴贫，老是唧唧喳喳，“像个小麻雀”。把这句话翻译成“The girl can be compared to a sparrow”，那就大错特错了，意思是这个女孩子吃得极少；正确的译法是“The girl can be compared to a magpie”（这个女孩子像喜鹊）。英语文化中，喜欢唧唧喳喳的不是麻雀，而是喜鹊；“麻雀”象征饭量极小。红楼梦第70回有这样一首诗：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什么是“心病”？什么是“心药”？汉语文化中，“心病”不是心脏病，“心药”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品。林黛玉爱上了贾宝玉，然而在封建势力压制下，她只能把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埋在心里，成了她的“心病”。杨宪益夫妇是这样翻译的：Love sickness can only be cured by love; it’s up to the person who did the knot to untie it——“心病”实际上是“相思病”（love sickness），治疗相思病，只能用爱情（love），“爱情”，在这个具体语境中成了“心药”。不同语境中，“心病”的意思也不同，这就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正确判断“心病”何所指。张三的“心病”是思乡，李四的心病是年底提薪升职，总之“心病” 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可以这样认为，确认文化干扰现象 并予以正确解决，是翻译工作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重点。在中国，翻译工作遭遇的文化干扰主要有哪些? 如何消除这些文化干扰，从而确保读者读懂中国？此外，文化干扰现象中有一个特殊的品类即“文化独有”（cultural uniqueness），指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翻译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分门别类予以回答，敬请期待。
本文由李竹润老师授权“同文译馆”独家发布，未经允许被，禁止转载。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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