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译著跟原作差多少,翻译的权利和边界在哪里?
“对翻译家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的，正是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里的景象，现在，正是翻译家关注、介入和持续地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好时候。”作家邱华栋此言的中心思想就是号召汉学家们“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18日结束的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正以此为主题。在这一主题下，来自18个国家的汉学家们和中国作家热议了与翻译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三个基本议题：“翻译的权利与边界”、“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及翻译的新挑战”、“可译与不可译”。
翻译的权利与边界
翻译的权利在哪里？作家迟子建注意到，有些时候，翻译的权利并不在艺术手里，比如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权利可能在资本的手里，资本可以让优秀的文本屹立不倒，也可能制造一些伪经典。“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翻译的权利在纯粹的文学手里，这需要判断艺术的独立眼光和标准，需要不惧世俗的勇气和信念。”
谈到翻译的边界，莫言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认为，翻译更像是一项测试，最好的结果是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故事和思想，也使目标语言的文学变得丰富起来。翻译有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为真实层次，类似于“信达雅”中的“信”；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等量层次，尽管译文中某些语句与原文语句在语义上不完全一样，但它们是等量的，能表达与原文对应的意义或感情；最后一个层次是发挥层次，作家充分发挥了艺术手段，翻译家也必须全力以赴，大胆想象，运用知识，允许自己实验和自由创造。陈安娜说，要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判断和决定边界在哪里，并不那么容易，需要译者不断摸索和试验。
翻译作品与原作总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性，一方面是在语言的转移过程中客观形成的，但同时也是翻译家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审美倾向，主观调整的结果。金仁顺认为，作家在新语言面前是被屏蔽的，是翻译家决定了作品的形象和风格。翻译家有二度创作的自由，但翻译家的自由度再大，也还是要有个边界，至少在故事和思想方面，要遵从作品本身。
作家阿来通过自己作品被译介的过程发现，有关翻译中国文学的权衡和挑选，有时并不完全是基于对文学本身的考量，中国文学在被翻译的过程中还得准备好接受种种非文学的挑战与考验。他思考更多的是“作家的权利和边界”，担心有关被翻译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中国文学的面貌和创作者的初衷，提醒作家要警惕为了应对翻译的挑选而去进行某种角色扮演。诗人雷平阳也在反问，在文学世界一览无余之时，自己应该怎样才能给世界带来新的文学元素？新世纪以来，随着地方性写作潮流的趋势化和普遍化，一种真正诞生于中国土地上的汉语新诗，正带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汉语本身的神奇魅力，生机勃勃地崛起。他提醒汉学家们注意，不要错过任何一种有意义的书写。
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及翻译的新挑战
语言是有生命的，随着社会与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反映出新的社会及生活现象。而在今天，中国的新词句除了来自作家们的创造，更多的还来自于网络。作家东西自称是“网络新词句的拥趸”，在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就运用了大量的网络流行词汇。他认为，网络词汇“重新命名了我们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是社会环境、情感生态和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后的产物，准确生动且陌生”。
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反映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现象，当然也造成了翻译的困境。汉学家金泰成认为，解决因语言的这种变化与扩展而发生的各种翻译的困境，惟一的措施是尽量接触新生或变化的语言表达，保持与语言变化的同步性。1986年就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的汉学家李莎却发现，随着网络语言以一种狂欢化的形式快速不断地更替出现，在翻译和文化转换之间做出最适当的选择有巨大的困难，当代汉语的变化给李莎带来的挑战是“翻译是该反映现实，还是对现实做出反应”？但李莎认为，翻译家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群众的智慧”，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汉学家雪莲对当代汉语的变化和扩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作家开始使用一种通俗、全球性的语言，它很简洁、直接，与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这会吸引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来更真实地认清自己。作家马小淘认为，语言的变化和扩展再日新月异，文学都有恒久不变的内核。语言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细节的干扰，但翻译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仍然是能否准确理解原文和传达作者意图。
可译与不可译
翻译活动的内涵丰富而复杂，翻译家王佐良说“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给语言翻译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研讨会上汉学家们提出的翻译中语言层面的“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也都可归因为文化差异，很多“不可译”的内容，通常都是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背景密切相关。
汉学家莉娅娜谈到翻译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时的一点困惑，“潘金莲”只翻译成拼音势必不能传达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意味。汉学家达西安娜·菲萨克称之为“拼音的束缚与贫化”，她认为，如果作家有意选择耐人寻味的人名和地名，译者就不应简单采用汉语拼音，而应使用富有新意、含义相近的目的语名词，以准确传达作者意图为旨归。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因其方言含量高以及作者对汉语语词的复杂分析，常被认为是一部“不可译”的小说，但荷兰文译者林恪在翻译实践中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依照作者的思路走”，寻找荷兰语中的对应词或加入一些面向荷兰读者的额外解释，可以解决一些特别难翻译的细节。“‘可译不可译’有时候不在于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难不难翻译。《马桥词典》的‘可译性’取决于作者的风格和独特观点，换句话说，在于作品的文学性。”
很多中国作家们谈起“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关注的角度都指向作品本身，更强调作品的内容和质感要经得起翻译的“损耗”。李浩认为如果一部作品一经翻译就“损耗太多”的话，那这部作品的价值也值得怀疑。好的作品经过一定程度的损耗后依然有魅力、有意味，而且能极大地调动翻译家的“创造灵感”和积极性。王十月也认为，不必太纠结于可译与不可译。“内容为王，作品是否准确地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写出了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这些是干货，是翻译过程中，最不容易流失的，也是可译性最强的。”
“不可译也得译。”马小淘这句“大白话”说到在场汉学家们的心里。打破语言的壁垒，沟通两种文化，探寻共通，发现异质——翻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诉求。翻译家们之所以勇于接受一个个“不可译”的挑战并为之殚精竭虑，原因正如李东华所说，“异质文化中不可译的部分也许正可以为自身所处文化带来新鲜的思想与意义，也最能彰显翻译家的风格与智慧”。
翻译的权利与边界
翻译的权利在哪里？作家迟子建注意到，有些时候，翻译的权利并不在艺术手里，比如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权利可能在资本的手里，资本可以让优秀的文本屹立不倒，也可能制造一些伪经典。“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翻译的权利在纯粹的文学手里，这需要判断艺术的独立眼光和标准，需要不惧世俗的勇气和信念。”
谈到翻译的边界，莫言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认为，翻译更像是一项测试，最好的结果是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故事和思想，也使目标语言的文学变得丰富起来。翻译有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为真实层次，类似于“信达雅”中的“信”；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等量层次，尽管译文中某些语句与原文语句在语义上不完全一样，但它们是等量的，能表达与原文对应的意义或感情；最后一个层次是发挥层次，作家充分发挥了艺术手段，翻译家也必须全力以赴，大胆想象，运用知识，允许自己实验和自由创造。陈安娜说，要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判断和决定边界在哪里，并不那么容易，需要译者不断摸索和试验。
翻译作品与原作总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性，一方面是在语言的转移过程中客观形成的，但同时也是翻译家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审美倾向，主观调整的结果。金仁顺认为，作家在新语言面前是被屏蔽的，是翻译家决定了作品的形象和风格。翻译家有二度创作的自由，但翻译家的自由度再大，也还是要有个边界，至少在故事和思想方面，要遵从作品本身。
作家阿来通过自己作品被译介的过程发现，有关翻译中国文学的权衡和挑选，有时并不完全是基于对文学本身的考量，中国文学在被翻译的过程中还得准备好接受种种非文学的挑战与考验。他思考更多的是“作家的权利和边界”，担心有关被翻译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中国文学的面貌和创作者的初衷，提醒作家要警惕为了应对翻译的挑选而去进行某种角色扮演。诗人雷平阳也在反问，在文学世界一览无余之时，自己应该怎样才能给世界带来新的文学元素？新世纪以来，随着地方性写作潮流的趋势化和普遍化，一种真正诞生于中国土地上的汉语新诗，正带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汉语本身的神奇魅力，生机勃勃地崛起。他提醒汉学家们注意，不要错过任何一种有意义的书写。
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及翻译的新挑战
语言是有生命的，随着社会与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反映出新的社会及生活现象。而在今天，中国的新词句除了来自作家们的创造，更多的还来自于网络。作家东西自称是“网络新词句的拥趸”，在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就运用了大量的网络流行词汇。他认为，网络词汇“重新命名了我们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是社会环境、情感生态和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后的产物，准确生动且陌生”。
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反映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现象，当然也造成了翻译的困境。汉学家金泰成认为，解决因语言的这种变化与扩展而发生的各种翻译的困境，惟一的措施是尽量接触新生或变化的语言表达，保持与语言变化的同步性。1986年就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的汉学家李莎却发现，随着网络语言以一种狂欢化的形式快速不断地更替出现，在翻译和文化转换之间做出最适当的选择有巨大的困难，当代汉语的变化给李莎带来的挑战是“翻译是该反映现实，还是对现实做出反应”？但李莎认为，翻译家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群众的智慧”，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汉学家雪莲对当代汉语的变化和扩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作家开始使用一种通俗、全球性的语言，它很简洁、直接，与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这会吸引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来更真实地认清自己。作家马小淘认为，语言的变化和扩展再日新月异，文学都有恒久不变的内核。语言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细节的干扰，但翻译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仍然是能否准确理解原文和传达作者意图。
可译与不可译
翻译活动的内涵丰富而复杂，翻译家王佐良说“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给语言翻译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研讨会上汉学家们提出的翻译中语言层面的“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也都可归因为文化差异，很多“不可译”的内容，通常都是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背景密切相关。
汉学家莉娅娜谈到翻译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时的一点困惑，“潘金莲”只翻译成拼音势必不能传达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意味。汉学家达西安娜·菲萨克称之为“拼音的束缚与贫化”，她认为，如果作家有意选择耐人寻味的人名和地名，译者就不应简单采用汉语拼音，而应使用富有新意、含义相近的目的语名词，以准确传达作者意图为旨归。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因其方言含量高以及作者对汉语语词的复杂分析，常被认为是一部“不可译”的小说，但荷兰文译者林恪在翻译实践中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依照作者的思路走”，寻找荷兰语中的对应词或加入一些面向荷兰读者的额外解释，可以解决一些特别难翻译的细节。“‘可译不可译’有时候不在于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难不难翻译。《马桥词典》的‘可译性’取决于作者的风格和独特观点，换句话说，在于作品的文学性。”
很多中国作家们谈起“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关注的角度都指向作品本身，更强调作品的内容和质感要经得起翻译的“损耗”。李浩认为如果一部作品一经翻译就“损耗太多”的话，那这部作品的价值也值得怀疑。好的作品经过一定程度的损耗后依然有魅力、有意味，而且能极大地调动翻译家的“创造灵感”和积极性。王十月也认为，不必太纠结于可译与不可译。“内容为王，作品是否准确地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写出了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这些是干货，是翻译过程中，最不容易流失的，也是可译性最强的。”
“不可译也得译。”马小淘这句“大白话”说到在场汉学家们的心里。打破语言的壁垒，沟通两种文化，探寻共通，发现异质——翻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诉求。翻译家们之所以勇于接受一个个“不可译”的挑战并为之殚精竭虑，原因正如李东华所说，“异质文化中不可译的部分也许正可以为自身所处文化带来新鲜的思想与意义，也最能彰显翻译家的风格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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