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还是意译

直译还是意译
梁小民
最近读了几本译过来的侦探小说——恕我不点名了，以免引起法律纠纷。觉得读起来不通畅，本来是为休息的，结果却很吃力。由此想到一个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翻译是应该直译呢，还是意译？
这个问题曾被鲁迅先生上纲上线，与文学的阶级性联系起来。鲁迅先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缺一点宽容精神，如今他已不是神了，这个问题也可以就事论事了。先人提出译文要“信、达、雅”。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要求，说说可以，但不容易达到，也不能以此标准要求一切译著。而且，“信、达、雅”不是量化标准，每个人的感受不同，用这个标准时，尺度的把握也不同。可以把“信、达、雅”作为一个追求的境界，而不能作为评价的标准。
我的想法，就专业书籍而言还是要以“信”为主。当然能“达、雅”更好，但绝不能为了“达、雅”而放弃“信”。凯恩斯的《通论》中文版至少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徐毓栩先生的，译的名字相当“雅”，但不甚准确，“信”差一点。高鸿业先生译的本子，“雅”差一点，但相当准确，且有许多注译。高先生的确下了工夫，这个译本可以称为经典。附带说一下，高先生译的本子许多还是“信、达、雅”兼备的，不过是以“信”为宗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是如此。“**”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少译著，译者皆为名人，文字功底自不必说，但专业性差一点，不甚准确，有的让人甚至不明就里，比如把英文的“slope”译为“斜坡”，而不知道这个词在中文中应该是“斜率”。所以我曾想建议把以前重要名著的译本再译一次，起码要改正“斜坡”这样的译法。如要重译，重点是“信”。换言之，专业书还是以硬译为主。
但小说类书还是以“雅”为首，硬译了反而不好。鲁迅先生译的《**魂灵》就是硬译的，且是从日文硬译过来的。如果日文本是从俄文硬译过来，中文本又从日文硬译过来，岂不硬上加硬？如何看得下去？过去因为这本书是鲁迅译的，鲁迅又把译书和文学的阶级性联系了起来，所以也没有人敢再译一本。现在好了，所以《**魂灵》又有了新译本。
其实从其他文字转译过来没关系。我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小说（当然太溢美了，个人感觉）。所以，看了高植等人的译本，也看过这本书的英文本。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董秋斯先生从英文本转译过来的中文本。这个译本可以称为“创造性翻译”。据说英文本的译者就是“创造性翻译”，所以在各种英文本中评价最高。董先生当年患病休养，闲来没事开始翻译《战争与和平》，一边看，一边琢磨，最后译出来，也不追求名利，把译本作为一种治病的方法。作为休闲，没有赶任务的问题，译出来的东西自然好。我也对照英文版看过，译得的确好，这里有一个译者的心态问题。当年董先生译书时，心态是从容的，没有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只求自己满意。现在的人译书功利心太强，译着书，想的是“毛主席”如何飞起来，只求速度而不求质量，而且知识、文字的修养也“稍逊风**”。
让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山恩仇记》的两个译本。一个是经济学家蒋学模解放前译的本子，是意译的，“信”就是故事情节忠于原著，但根据中国人的习惯追求“达、雅”，读起来甚为通畅。“**”后出版社印了这个本子，一时洛阳纸贵。以后又出了一个全译本，我也买了一册，读完感觉是一个“硬译”本，很全也很“信”，但我几乎读不下去，如果读者不接受这种译法，你再认真、再“信”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非常怀念蒋学模先生的老译本。当时，收入不多，小说买不起，只是借来看一看，现在想买一套而不可得了。
中国人、外国人写小说、讲故事的风格不同，读者阅读的习惯不同，把外国文学作品硬译出来效果就不一定好。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当然希望“信”。但我想，翻译小说主要的阅读对象还是你我这样的休闲者。何况真正研究外国文学的人还是应该看原文，再好的译本都是对原著的背叛。原作的风格、语言之美，只有读原文才能体会出来。对绝大多数我这样的读者，读外国小说就是要读一个故事。译者何必费那么大劲去硬译呢？新全译本《**山恩仇记》就是这种出力不讨好的硬译。
不过译小说再意译也不能随意到林琴南先生翻译小说的程度。林先生不懂英文，是让别人先把故事讲出来，他再按中国人的习惯编的。这未免太随意了，一点“信”都没有，“达、雅”有什么用？翻译毕竟不是自己创作。就算懂英文的严复先生译《天演论》的译法，今天也不能用。那么标准是什么呢？恐怕不是我这样的读者能下的。但我可以提供一个样板：在我所读的英译小说中，我认为译的最好的是张谷若先生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在我看来，这就是“信、达、雅”的样板。一个英语老师告诉我，他们上翻译课时就讲张先生译的这本书。用原文来对照，称其为样板名符其实。张先生的**人在哪里？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