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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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与东方文化结缘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他报名参军，不久即奔赴前线，亲历了那场饱受争议的越南战争。在越的400多天对老杜来说既是一场梦魇也是一次发现之旅。每日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呼吸充斥着弹药烟味的空气，眼见着战友的尸骨就在近旁，与死神一次次擦肓而过的老杜强烈地体味到战争的悲怆和生命的脆弱。与此同时，老杜还在越南感受到来自东方文明的强大吸引。当地做工讲究的传统服饰、奇特的制药工艺和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习俗传统都令其深深着迷。1967年，回到美国休假的老杜决定深入研究越南文化，希望攻读南加州大学的相关硕士学位。然而，事与愿违，当得知该大学尚未开辟该领域的研究专业时，杜大卫有些沮丧。就在这时，另一扇通往东方文明世界的大门向他开启。有人告诉杜大卫越南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属国，历代受中国进行的册封，越南文化的根源其实在中国。听罢，杜大卫忽然想起了回国路经香港时购得的工笔春、夏、秋、冬四扇屏，做工之精美令其叹服。就这样，原本的一次遗憾却意外地让老杜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1967年，决定转而研究中国文化的杜大卫在南加州大学申请攻读了中国文化地理方面的硕士课程，并将黄河作为其研究课题。学习之余，老杜还跟随一位来自福建的都是练习书定繁体字。获得硕士学位后，老杜又申请攻读南加州大学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老杜曾留校教授中国地理，也许是由于此类课程较为生僻，也由于当时的中国远不如现今这样倍受关注，不足20人的选修学生人数令老杜有些失望。在老杜的学生中大部分是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裔，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了解甚少，对课程所表现出的热情程度也不如老杜预期的高。知识可以传播，但内心的情感却无法如复制般地传递。令老杜遗憾的不仅仅是课堂上的“曲高和寡”。作为黄河文化的研究者，他却不曾亲眼目睹这条中华民族的一丝半粟河的波澜壮阔，黄河于他而言只是那地图上的“几”字形，史料中的文字记载和一连数字而已。1991年，老杜总算圆了这个梦：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而“第一站”便是黄河上游流经地甘肃。原来，为了能亲眼目睹黄河，老杜申请前往兰州大学担任外教工作。在兰州老虽没能一了住进窑洞的愿望，却饱听秦腔，饱看黄河。闲暇时候，他总爱到黄河岸边，听其涛声，嗅着黄沙的气味，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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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从美国陆军退投后，杜大卫受邀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外教工作。近距离感觉中国文化兼带教书育人，本是老杜第二次来到中国的两大心愿，然而，在北京偶然的一次看戏经历却让老杜自愿承担趣了一个使命，成为了北京城市文化环境建设的参与者。

自从在兰州被高亢激昂的所折服之后，，杜大卫便开始痴迷于中国戏曲。在北京，虽听不到秦腔，却可以欣赏到京剧。只要一有时间，老杜就会前往京城几家为数不多的提供英文字幕的戏院感受中国国粹的魅力。

一次，杜大卫在北京一家著名戏院欣赏京剧《大闹天宫》，席间，台下的外国观众突然发出一阵阵的笑声。原来，当失学孙悟空的演员“腾云驾雾”出场时，两边屏幕上打出的英文字幕竟是Clods（土疙瘩）而非Clouds（祥云），仅漏一个字母，却令京剧唱词的精妙韵味荡然无存。同是外国观众，老杜却没有一笑了之，他为“中国文化以这种糟糕的英语翻译”呈现在外国人面前而感到“生气”。其实，不仅是戏院的字幕翻译，北京很多公共场所的不规范英文标识和蹩脚的浏览景点导游译文也常令老杜“困惑不已”。当晚，杜大卫致信中国文化部，恳请文化部满足他志愿为北京市公共场所、名胜古迹译文纠错和翻译剧院戏词的愿望。在杜大卫看来，那些一目了然的翻译错误将影响到外国游客对中国文化及历史的了解。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就可能使外国游客对传承5000年的中华文明产生误解。

两个月后，北京市外办的工作人员拿着老杜的信登门造访，邀请他参与北京市地铁导向双语标识的更正工作。老杜二话没说，欣然接受。2002年初，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成立。杜大卫便跟随组委会的专家，收集地铁英文标识错误，并进行更正。之后，杜大卫又为北京的景点职抗日战争雕塑园，司马台长城、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园等景点校译解说词和导游词。2003年年初，杜大卫校译完成“北京市道路交通，园林及景区文字资料汇编”。之后，组委会又交给杜大卫匡正和编撰40家大型博物馆及40家二线场馆解说词的任务。2003至2004年，每周五，杜大卫都会背着笔记本电脑穿梭在京城各家博物馆。他将每家博物馆英文解说输入电脑，回去一一加以更正，然后再将正确译文传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除了对原有的译文进行更正，老杜还常常做些“份外事”，如给文物标注英文年代，如将乾隆元年The first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改为更容易被外国人理解的A.D.1735（公元1735年），或是删除职“The glorious tradition and outstanding wisdom of the Chinese masses”（辉煌的历史和中国人高超的智慧）这样的字句。老杜认为，对外国游客来讲，“辉煌”与“智慧”应该由文物自身体现，而不是通过夸张的自我表述。对于所做的工作杜大卫不仅仞不取，还常自掏腰包前往应将一些博物馆及遗址，职古崖居博物馆、燕都遗址、焦庄户遗址、上宅文化博物馆等为这些场馆更正英文翻译。

2006年，杜大卫相继完成了包括旅游、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等部门在内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手册”。该手册已于去年12月初正式发布。老杜长达四年的工作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肯定，2006年初，他被授予2005年度“长城友谊奖”。该奖项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为在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及教师设立的最高荣誉奖。

“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翻译可以保留”

标识的英文翻译道德要解决的是翻译标准的问题。英式英语中的立交桥是flyover，美式英语却说overpass，英式英语的地铁是underground，美式英语却说subway。经过一番讨论，参与标识芈工作的专家决定依据在中国商务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美式英语来制定。不过也有例外，如“Bridge”将继续立交桥，因为委员会难以在美国用法overpass和英国用法flyover之间作出取舍。不过“Underpass”（地下通道）将取代意义模糊的“Groove”。上车专用车道将继续采用英式英语被称做“Carriage ways”。

除了对于翻译标准的争议，从事标识翻译更正工作的成员们还为标识是否该保留中国特色而曾各抒己见。“带有中式特色的英语标识翻译是有其存在的空间的。比如，许多人抱怨中国公路标识中的‘保持距离’一词译为keep space不标准，当然，我们还可以用maintain distance或者maintain proper interval来表示‘保持距离’，但keep space的意思也是非常的，完全可以保留。”杜大卫告诉笔者。当然，在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英文翻译中，不规范的译文仍占大部分。像Don’t Drive Tiredly（不要疲劳驾驶）和 Tunnel（地下通道）这样的不规范译法，和像 W.C.（卫生间）和 Way Out（出口）这样的在西方并不常见的标识用语现已得到更正。

此外，对于标识是应当进行音译还是意译，老杜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些专家建议我们把建国门大街和长安街的英文译名从音译的Jianguo Avenue和Chang’an Street分别改为意译的Establish the Nation Avenue和Long Peace Street，我认为这种建议毫无意义——这里是中国，中国的街道就应该有按中文发音的名称，正如法国的街道应该有法语名称、德国的街道应该有德语名称以及俄国街道应该有俄语名称一样。”

除了关注公共场所的英文标识，杜大卫还很关注北京市饭店英文菜单的翻译。用他的话说，菜单的英文翻译“五花八门”，“比中国菜还要丰富”。如有饭店将云吞译成“吞下云彩”，将口水鸡译成Slobbering Chicken，将拔丝地瓜翻译成Wire pulling Sweet Potato。据悉，北京旅游学院牵头有关机构已经搜集了1万份餐馆菜单进行研究，并组建了翻译委员会对北京三星级以上餐厅最常见的1000种菜肴的官方英文进行更正。

如今，在教书和参与标识翻译更正的同时，老杜还十分关注中国老年人学英语无用武之地的问题。对此，他建议可以安排这些老年人在博物馆担任讲解员，或在旅游景点、商业区身佩标有Ask Me字样的绶带，为外国人提供问询和导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