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译理的影响下，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发展，翻译界出现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派别，即语言学翻译流派和文学翻译流派。

　　1 语言学翻译观的等效论

　　这一流派是以语言学为重心并一度成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一如语言学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语言学翻译观也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语言学翻译观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与理念，特别是数学和形式逻辑，但这两种研究方式现在已不断有观点表明只会陷入僵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严格的理论语言学盛行的时候，英语语言学家发展了翻译的理论方法。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是尤金·奈达。奈达在他自己丰富的译经经验基础上，借鉴转换语法的一些概念，发展了自己的翻译理论。

　　所有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的共同点是把翻译的等效作为核心概念。在最初的阶段，关于等效的单位，观点不同，究竟是词、词的一部分，或是更大的单位，没有统一的认识。后来出现的翻译单位，一般理解为位于单词与句子之间的有内聚力的不易分割的语言片断。翻译由此便成为在原语与目的语之间寻找等效的语言单位或语篇，Catford把翻译定义为原语的语篇被目的语中等效的语篇所替代。他甚至指出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就是寻找目的语中的等效物，翻译理论的核心任务便是定义这种等效翻译的性质与条件。

　　Nida和Taber对翻译的阐述是，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寻找最贴近原语语篇的自然的等效语篇，首先是意义的对等然后是风格的对等。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翻译的定义一直是围绕等效展开。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就是强调等效，但是等效本身却没有明确界定。这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把语篇看作线性的序列串，翻译只是寻找等效序列串的解码过程，这一点在1972年Koller的定义中展露无疑。他认为，语言学翻译观可以描述为解码或替换，原语中的单位如a1, a2, a3被译语中的单位b1, b2, b3所替换。这种翻译方法就是先决定翻译的单位，然后在译入语所提供的丰富的潜在等效单位中挑选所谓最佳的等效单位。译语单位的等效集合便表达出了原语语篇。这一论点似乎合理，但是其根基却不甚牢固。因为它是以语言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称为前提的，是这一对称才使假设的等效成为可能，然而语言间是否存在这种简单的对等，值得探究。这一理论的谬误恰恰体现在等效这一术语上。等效这一概念在过去的150多年间，作为科技术语应用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领域中。翻译理论中的等效既是严格界定的术语也是笼统的意义上的近似。翻译理论中的等效最初正是这一近似意义的等效，因为除了一些科技术语，完全对等的语言，是非常少的。因为意识到翻译的等效不能是语言间的简单对称，人们便重新思考这一问题，重新界定和分类，因而涌现了一系列不同的等效翻译研究。

　　首先Jakobson提出了差异中的等效。这一近似矛盾的概念表达出了翻译的核心问题，即辩证的对立性。另一比较有影响的观念是Nida的二分形式与动态等效。他著名的例子是源自圣经的词语“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羔羊用来象征纯洁，如果按照形式等效的原则转译，就会在某些文化背景中造成理解问题。例如，在爱基斯摩人的文化中，羔羊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动物，没有任何象征意义；而若应用动态等效原则，上帝的羔羊在爱基斯摩文化中就会成为海豹，因为在爱基斯摩文化中，海豹象征着纯洁。

　　Nida强调的是语用的近似方法，也即是他所说的最贴近的自然等效。后来的Kade提出了四种明确界定的等效，包括完全的等效，常见于标准的术语中；一对多的等效，即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对应另一语言中的多个词；一对部分的等效，即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对应另一语言中表示其部分意义的词语；文化词语，即带有文化内涵的词语的等效。由于Kade的等效类型体系局限于单个词汇的水平，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后来Filipe提出了结构等效或语篇等效，实现了词汇等效所没有的优势，向前迈了一大步。Stephen Ross又提出等效（equivalence）一词应该由近似（similarity）替换。等效理论的发展越发近似与模糊，几乎到了完全无用的地步。等效的概念逐渐被人们认为不适合作为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由于等效这一概念自身缺乏严谨的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总会造成语言间对称的假象，而这一对称只能是模糊的近似，歪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

　　2 文学翻译观的控制论

　　欧洲翻译界的第二大思想流派即是把翻译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Hermans(1985)发表了“文学的控制：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在这本书的前言中，Hermans写道，从目的语文学的角度看，所有的翻译都隐含了对原语语篇的某种控制，因而可以看出，文学控制学派的翻译观的出发点正好与语言学翻译观相左，不是预设的等效而是容许的控制。控制学派的学者几乎都来自比较文学领域，并局限于文学翻译研究。语言学翻译学派则认为文学语言经不起严格的科学分析和解释，而把文学翻译置于他们的研究领域之外。由于这种对翻译的不同解析，使得这两种学派在翻译方法上相互排斥。控制学派的方法是基于文学的多元化观念，这一多元体系不但其外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矛盾。这种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包括各种学派、体系与类别，相互竞争争取读者群和知名度。这种多元文学体系中存在主要和次要类别之分，主要类别是创新性的，向多元文学体系引入新思想，新方法，新视角；次要类别是保守性的，巩固现存的文学体系。翻译在文学控制学派看来，在文学体系中起着创新改革的作用。因此，翻译便成为目的语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不仅仅是某一语篇的重塑。从这一点出发，相比之下，控制学派体现出了一些进步，控制学派以目的语为出发点，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宗旨和理论模式。他们对于目的语篇的强调自然排斥传统的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翻译观所推崇的标准的科学评估式的态度，而采取描述的方法。另一发展表现在，研究的重心从翻译过程及其中的问题转移到了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作为一种事实，因而超越了基本的理论范畴。这一学派的研究重视具体的实践和实例研究，这意味着控制学派关注描述和分析以及实践，对比不同的翻译文本，考察翻译的接受性，进行纵向的历时性调查。他们与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他们处理的是译作而非原作。

　　控制学派排斥并反对标准化的评判式的以原作为核心的翻译方法。控制学派的这种以目的语为核心的方法发展到极端甚至接受任何自称为翻译的文本，这不禁让人思考，翻译是否可以完全摒弃评估与判断的因素？另一方面，控制学派的这种多元化文学体系的宏观性，区别于语言学翻译学派对特定语篇中的某一语言单位的研究和揣摩，而语言学派认为正是这种过于宏阔的翻译才需要用等效的标准加以调整，Hermans认为文学翻译观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潜力。他认为，把文学视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就是坚信在理论模式与实例研究之间有不断的互动，就是应用描述的，以目的语为重心的，功能性的系统的文学翻译方法，就是要研究控制译作产出与接受的标准和原则，研究翻译与其他形式的文本加工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在特定文化中和文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